论李维的史学致用思想

李维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包含了丰富的史学致用思想。李维以历史循环论作为史学致用的前提。他认为罗马传统道德关乎国运,是联系罗马古今的重要纽带,亦是影响罗马历史循环发展的重要力量。李维往往通过直接指出、间接指出以及演说指出等三种方式点明需要读者关注的道德价值与历史经验,他也会通过改写史料来凸显说教的效果。李维认为史学致用是有限度的,人们应该根据条件与环境的变化理性地运用过去的范例。总体而言,李维将罗马史学垂训思想发展到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古代希腊史学的命运观

自荷马史诗以来,古代希腊史学逐渐冲破笼罩着层层迷雾的神意和超越神意和人类意志的命运的禁锢,开始了对人类自身的反省。希腊史家所谓命运出现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对人类理性和非理性及其联系的认识不断深化。此类具有人文精神的命运观念,形成为古代希腊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本文拟对此特点形成的过程作出讨论。     

塔西佗《历史》的命运观

塔西佗《历史》中"命运"的涵义,或指神性之命运、或指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之原因。塔西佗承认神性之命运对人事的支配作用,同时也重视从人事上探求史事的原因。此类似乎存在矛盾的命运观中,实际上蕴含了相当深刻的思想。塔西佗意识到人类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也意识到人类理性无法把握历史的偶然性与具有必然性意义的演变。他所谓神性之命运,最深层意思是指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塔西佗的命运观,深受希腊和罗马传统史学命运思想的影响。     

修昔底德的“命运”说

"命运"说是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命运"一词主要指机遇、运气(包括好运和厄运)等人类无法预见、非人格化的力量,而与神意无涉。它通常表现为人力无法预计和支配的偶然现象和事件,与人的智慧、谋算、预见力相对立,并对人的心理和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修氏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修氏的"命运"说,体现了古希腊思想的进步。     

论李维的求真思想

李维的名世之作《建城以来史》,对于研究罗马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李维撰史既追求史事之真,对史事进行真假判断,也追求史事价值之真,对史事进行定性的判断。这两种判断既有相合之处,也有相分之处。以罗马传统道德为准绳的价值判断有时被置于真假判断之上。李维求真思想存在的两种判断,融合了希腊化时期史学和罗马传统史学的特点,反映了史家对求真和致用关系的深刻认识。     

李维史学研究述评

自19世纪末以来,李维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70年代,对李维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他所用史料的比对、考证,以及写作体裁的考察。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成为后来李维史学研究的基石,但同时,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其著作的历史价值被质疑。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80年代至今。研究的特点是回避对李维史料的研究,着重探讨李维写作的政治、社会象征意义,特别是与奥古斯都时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在李维的写作具有现实暗示意义方面达成共识,但是,李维是否完全服务于奥古斯都政权则有不同观点。     

略论“隐喻解经法”对早期基督教史学思想的建构

西方古典史学至公元一世纪时已渐趋困顿,新兴的基督教史学则为其召唤了一位拯救者——上帝。而早期基督教的隐喻解经法,正是促成此举的一个关键因素。一、它让古典史学中作者的自我主体,转换为上帝的神意载体,使上帝降临于历史撰述者自身;二、它更促使上帝成为史学撰述的客体与目的,令历史由对人事的再现,转向为对神意的显现。这一过程由斐洛肇创,经保罗、德尔图良、奥利金等转构,最终完成于攸西比乌斯。借助于隐喻解经法,基督教于是建构起了一种全新的史学理论结构。     

论司马光的“史学自觉”意识

经世致用、积极入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种主导意识。这种主导意识反映到史学领域中,就是使中国的史学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质,表现出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意识。首先把这种精神付诸实践的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亦是历史学家的孔子。他有感于当时“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武其君者有之．子找其父者有之”‘。的局面而作《春秋》,企图借助于历史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以达到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孔子以后,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对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思想给以极六关注,对其进行积极阐释和应用。到宋代,史学不…     

浅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

"客观性"是历史学科独立的基础,但是历史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有所不同。由于历史活动中必须要有人的参与,历史研究是关于人类的活动历史研究。这样就无法完全的排除主观性的的存在。但是历史研究过程中要重视对史料的收集,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鉴别运用,在历史叙述中保持客观公正,对史学思潮辩证对待,提出合理的历史解释。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研究中应该持有的学术的良知和史学技艺。     

史学关注荒野——环境史的兴起及启示

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是自然对人类警示的结果,是人对自身历史反思的结果,是历史学科的又一大发展。环境史为史学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范式,即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从环境中心主义去思考世界史,从自然的整体思考人类历史,思考整体史,并试图以此构建一种新的全球史。     

汉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史学思想与社会变动之间持续着一种互动。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了汉初史学"过秦"思潮的出现;汉家天子起于闾巷的特殊身份,以及光武中兴使得汉家天下失而复得,引起了汉代史家从神意角度对汉皇朝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汉代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扩大,使得汉代史学具有着浓厚的大一统观念;"汉盛于周"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汉代史学具有强烈的"宣汉"意识。     

J.B.伯里的历史偶然性观念

伯里在1903年就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的演讲中,提出了"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著名论断。另一方面,伯里也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学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以历史偶然性为切入点,探讨历史偶然事件与因果规律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历史思想与自然科学思想之不同。伯里认为,神学和思辨哲学逻辑演绎的路数,无法运用于史学实践。他采用"历史综合"的路数,从历史经验中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假说1(历史思想具有独立性),然后归纳大量的史事来验证。由于体现人类自由意志的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存在无数的偶然事件,存在无数断裂的因果链条,所以伯里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对其假说的证明。伯里的历史偶然性研究,对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的不同路数及其局限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史析运：査继佐《罪惟录》史论研究

史论是査继佐所撰纪传体明代史书《罪惟录》的一大史学特色，在《罪惟录》一书中，卷前几乎都有总论，卷后及卷中又分别有不同的“论曰”,史论在全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是探究史书结构与内容乃至史家史学思想的重要线索。査继佐借史论表述作为明末清初史家对于时局变换的观点和看法，其中关于明朝的帝运、国运以及当世之人的世运的解析是史论的重要内容，三运相系，可以看出査继佐深受传统儒学与阴阳学的影响。他在主要以天命和德业解释明亡历史原因之外，还注意总结误事朝臣、口舌之故、经济因素等其他细节性因素的历史作用，反映出较为进步的史学观念。     

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

从《尚书·周书》的诸篇诰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家们已经得出天命以民心为依归的观点,并以此来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递嬗。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该思想,并进一步以其来解释三代以前的历史递嬗。司马迁在思考天人之际时,既继承了周公、孟子的上述天人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常";同时又有自己更深一层的思考,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变",从而最终做到"通古今之变"。在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他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所在。     

居鲁士形象的塑造:以希罗多德和色诺芬为例

希罗多德《历史》与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均涉及波斯早期历史,二人根据各自理解和需要塑造了不同的居鲁士形象。希罗多德试图说明居鲁士的成功遵循具有必然性的命运,而色诺芬则试图刻画居鲁士的成功历程,更注重教育对塑造典范统治者的作用。但两书也体现出相似的时代性,作者在重视神意和必然性命运的同时,也重视人事,并试图将命运与人事相结合,这是古典时代人文精神发展的重要体现。     

夏曾佑史学思想研究

夏曾佑在清末思想界颇有地位,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有很深的情谊,并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其著作《中学历史教科书》开中国史学之新风气,突破了传统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来划分历史的框格。夏氏力图以历史进化论思想为指导来打破传统史学的框架,借机向传统学术挑战,清理中国学术史体系,为变法图强制造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     

论李维的历史编纂观

李维以其巨著《建城以来史》奠定了他在古罗马史学中的卓越地位。他秉承西塞罗的史观,在记述罗马自建城以来历史的过程中,既强调历史内容的真实可信,又措意于叙事形式的优美动人,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的艺术性成为他历史编纂观的一体两面。李维以精妙的修辞手法具体再现罗马历史时,虽以史料为依据,但有时却为增强戏剧化效果不免夸大其词,偏离了他所追求的真实性。     

论波利比乌的“命运”说

波利比乌(约公元前208-126年)是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他的名世之作是40卷的巨著《历史》。在这部书中,波利比乌以公元前220年至145年罗马对地中海地区的征服为中心,从整体上描写了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在对历史的分析和记述中,波利比乌提出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从而对西方古典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波利比乌的史学思想,对于西方古典史学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波利比乌史学思想中的“命运”说,即对“天”(神)与人类关系的认识,作一些粗略的讨论。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新时代视域下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实践经验及现实启示

在风雨兼程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理论财富,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理论表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新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显著成果,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被赋予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以史为鉴、向史学习,汲取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凝聚共同奋斗磅礴力量的宝贵经验,对新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扩大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