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学术理念

源于崔述和受诸胡适的顾颉刚层累造成说的主要精神是,存疑的态度和追溯并展示源流的做法;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和陈垣史源学中先提出疑问,然后考察史料源流的方法,与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在《史学原论》中所表述的如出一辙;福柯的史学方法是以解构历史观念为特征的,然而其“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正体现了怀疑精神和对话语的历史演变的梳理。可见,无论处在传统社会还是近代社会,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思想家或者历史学家们的学术追求,在主张以怀疑的态度去条缕历代关于同质材料的不同诠释这一点上并无二致,尽管他们使用了表面上具有很大差异的专业术语。     

“默证法”与古史研究

20世纪20年代,张荫麟借鉴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理性推度观点和理想推度"安全之保障"原则,积极阐发"默证之适用限度"理论,并以此批判顾颉刚古史研究中误用默证之"根本方法之谬误"。综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则不难发现,胡适、郭沫若、徐中舒等学者曾普遍运用默证方法,不断将诸多因文献和考古证据缺乏而悬而未决的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学术界自觉关注"默证之适用限度"问题,较之于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的主观武断倾向,更加体现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和中国传统考据学言必有据的学术思想。在未来的古史研究中,遵循"默证之适用限度"的默证方法,仍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价值。     

“实”与“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求真”指向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官方性质的《学部官报》公布了“审定中学暂用书目”约两百种,并为之各撰“提要”以述评各书内容、史源与优缺点。与中国传统的“提要”撰述相比,此处的范畴运用与批评模式并无本质不同。唯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山西大学堂所编《西史课程》的“提要”中,出现了“泰西史家最重批评”一语。《审定书目·书目提要·西史课程三册》,《学部官报》第57期,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论断反映了一个事实:近世中国史家言史学批评,多了一个难舍难离的参照系,那就是西方史家的史学批评。比较地审视,自然有世界视野的获得,当然也免不了文化的焦虑,不过恰恰也是一种自我反思的动力。在此,拟在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的参照下,谈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观念根基,以见“最重”二字是否合乎实际。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正>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清末古文家的经世学风及经世之学

清末古家虽强调“求真”而非“致用”,但事实上发展了道成以来的经世致用学风。国粹派学是其典型代表。他们批评晚清今经学,自身却也重新诠释经学传统,并且“通经致用”,发展儒家的夷夏之辩及民本思想。他们又阐述非儒学派,把“经世之学”扩展到诸子学、史学以及佛学,从而学术格局由经学独盛变为多元并存。这为进一步汲取近代观念和西学方法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清较为庞大的传统学术群体,古家的经世学风加速了传统学术的衍变和转型。     

德意志史学与历史哲学在19世纪法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探析

19世纪是法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究其原因,既有法国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也与这一时期法国史学对近邻德国的学习和借鉴有关。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最早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介绍给法国人,此后,基内与库赞在将赫尔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引入法国上着力最著。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实证史学在主导19世纪德国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于法国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以莫诺、拉维斯、瑟诺博司为首的法国史学家在借鉴兰克史学的基础上,推动法国实证史学在学科化与专业化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在开封举行

2002年4月15—18日，由《史学月刊》编辑部倡议组织的“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在开封举行，来自全国近20家史学及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编辑部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就史学期刊在确立科学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评价体系、开创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新局面中的作用，史学期刊编辑工作的交流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刊讯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４日,借《书的学术批评》（杨玉圣编）和《学术批评丛稿》（杨玉圣著）面世之机会,中华读书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辽宁大学出版社联合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会议室举行“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专题研讨会,...     

经与史：宋代《左传》学研究的二重路径

从学术史来看,经与史是宋代《左传》学研究最重要的二重路径。在宋代经学疑经思潮背景下,学者们对《左传》作者的身份及形成时代提出了怀疑;对杜注为代表的解《左传》之“例”,特别是其中的“从赴告”说之牵强提出批评;对《左传》中不符合义理之处进行批评与改造。经学上的怀疑与批评降低了《左传》的经学地位,从而使其史学特性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把《左传》当作史书来看待,肯定其作为编年体的典范对宋代编年体史书编纂产生的重要影响;对《左传》进行史学改编,促进了宋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重视《左传》蕴含的史料价值,据此对春秋历史发展大势以及制度沿革作出考察。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史学期刊在当代史学建设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纪要

为了促成并加快史学范式的转变,培育并确立科学的学术规范,倡导并树立健康的学术风气,2002年4月14-18日,《史学月刊》编辑部在古都开封召开“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史学专业期刊及部分有史学专栏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哲》、《史学集刊》、《史学史研究》、《安徽史学》、《光明日报》、《江汉论坛》、《求是学刊》、《人大复印资料中心》等近20家杂志社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就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史学期刊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学术期刊间的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

对郭沫若抗战时期的重要论著《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做出新解,由此梳理其论学宗旨,再评其学术成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十批判书》不仅意在反对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同时也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商讨之意。郭沫若不赞同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先秦诸子的某些评价,曾在《群众》上发文批评以墨子为"工农革命的代表"的观点。此文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引发了争论,《群众》刊发了对郭文的商榷文章。同志间的批评让郭沫若感觉不安,他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清算,以作为对批评的总答复。《十批判书》是以实事求是精神开展学术研究的典范,今人须联系创作的具体情境来研讨其丰富的学术史内涵和思想意义。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以人类学、法学为代表的其他学科纷纷进入史学和后现代思潮对史学的冲击 ,中国史学原有的理论和叙述模式遭遇重大挑战。如何应对这种冲击和走出《新史学》的窠臼 ,成为摆在中国历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2 0 0 2年 8月 2 1日至 2 3日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 0 0周年学术研讨会” ,近 4 0位与会学者来自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经济学、法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等 9个不同学科领域 ,这是人…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他的易学见解紧密相关。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肯定古代三《易》之法,以明古代典制不相沿袭;“易”之精义是“变易”;《易》象包六艺,天道在人事之中;反对谶讳与拟《易》之作。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阐发,提出历史见解,人类出现与社会人事变化是道的体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提出史学更革的要求;提倡史学的“通”识,史学通识重在求“义”;《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须经世,切于民生日用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民国史学的现代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期刊之一,所刊论文从实证维度呈现了民国史学演进的脉络与动向。《集刊》的出版,受到新旧中西学问交叉融合的影响,所载论文具有重视西方新学理、运用新见之史料、继承传统考证法的风格特色。《集刊》的作者群体,牵涉众多史学名家,反映了以史语所为中心的学术社群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学人的交往与互动。同时,史语所以《集刊》为平台,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史学人才。从国际学界背景观之,《集刊》改革编辑形式,冀图与国际期刊接轨,积极推动“本土”与“域外”学者在学术研究共同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可以说,《集刊》作为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球化时代美国史的书写——托马斯·本德的跨国史研究

跨国史研究的知名学者托马斯·本德依据个人学术经历的发展逻辑,从理论构建和学术实践层面,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如何书写美国历史这一重要课题。在民族构建理论的基础上,本德重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批评“美国例外论”,融合跨国视角与综合性叙事,提出比较、关联和语境化三种跨国史研究方法,撰写了《万国一邦》一书。面对学界的挑战与质疑,本德依然认为跨国史是一种未来可期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它丰富了长期主宰美国学界的民族国家史学的内涵。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今存冯登府词集各本成书考

冯登府是浙西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但因其词集版本情况比较复杂,因而学界对其词的创作成就认识不足。实际上他的词集从早期的创作,到最后的刊刻定本,是经过多次修改、重订而形成的,最终结集为《种芸仙馆词》五卷三种,包括《花墩琴雅》二卷、《钓船笛谱》一卷和《月湖秋瑟》二卷。梳理冯登府词集的成书过程,对于研究冯登府词的创作历程及其词学观念的形成,乃至浙西词派后期的走向和转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考索之功”与史学批评

章学诚论学,有一句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①章学诚强调“考索之功”,虽有其“乾嘉语境”,但此说对于开拓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仍不无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