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机制初探

国民党一大代表选举着眼于未来的国民党改组规划,而非现有的党员分布格局。因此国民党一大采取了地域代表制,结果引发了代表名额之争。在组织尚不完善、党务重心仍在广州与海外的背景下,选举纠纷通过孙中山增加指派代表名额予以仲裁调解。而国民党二大,是在孙中山去世后,国内党务在国民政府、革命军与群众运动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的代表选举采取了混合代表制,为政府、军队与群众运动中的新兴党部配置代表名额,并通过中央党部指导监督各地代表选举,更具包容性与规范性,体现出国民党改组进程中代表群体的组织化、部门化的变化趋势。相对而言,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主持的"二大"则在代表选举中延续了一大的模板,影响有限。     

1935年汉口律师公会选举纠纷研究

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不同政见者之间的诉求、竞争与博弈是民主选举的正常反应,最终胜出取决于多数选票的支持.但汉口律师公会因制度设计与实施的双重困境以及国家合法性监督缺失与“超法干预”等问题,选举中正常的竞争、竞选恶变成喋喋不休的派系纷争.纠纷发生后,当事人不是通过民主自决,而是动辄寻求公权力干预,权力机关借此由“合法性监督”转而实行“超法干预”,致使选举纠纷持续一年之久.     

基层党内选举制度改革的问题及其破解

基层党内选举制度改革是推进基层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梳理基层党内选举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对于推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进一步推进基层党内选举制度改革,必须从动力层面培育强健的动力因素;从制度层面形成有机联系的制度体系;从模式层面积极探索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     

党内选战: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选举与派系角力

1924年国民党师俄改组后,"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要求各级党部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后,国共关系破裂,华北局势动荡使选举制的实践历经曲折与变异。抗战之初,国民党曾一度明文暂停省县选举,虽时隔不久再度重启,选举制却已沦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其中,以朱家骅与CC系在地方党部的竞争为主线,亦掺杂了三青团、政学系与地方实力派等多种势力的较量。在党内民主外衣的遮蔽下,各方为赢得选举,不惜僭越制度,操纵选举。最终,选举制的恢复不仅未能使党务振衰起弊,反而导致党内派系矛盾彻底公开化,地方权力秩序陷于混乱,将国民党引入更加危困的境地。     

对改进基层党组织选举的思考

在基层党组织选举中,党员的民主权利相当有限,由此带来一系列弊端。本文通过对党内现行选举方法的分析,提出了实行差额选举和直接选举等改进措施。     

论蒋介石与“行宪国大”代表选举纠纷

1947年国民政府完成改组后,蒋介石急切举行"行宪国大"代表选举。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政治条件,选举中产生了诸多纠纷。一是选举筹备中与民、青二党的名额划分,二是代表选举中的舞弊混乱,三是"行宪国大"召开时国民党签署代表不肯退让的难题。蒋介石游离于党纪与国法之间,试图加强对选举的控制,却无力劝说民、青二党顾全大局,无法压制党内反弹,政党内外裂痕扩大,选举不良习气在国民党内快速发酵,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事后,蒋介石对国大选举的教训进行了反思,意识到党的建设是一切政治建设之根本。     

西方选举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选举地理学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本文以Web of Science中选举地理学的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计量工具,系统回顾了1982-2018年选举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归纳了西方选举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研究表明：选举地理学主要包括投票地理、选举制度、选区划分、选票转化四个领域;与此相应,西方学界对选举地理的研究范式可归纳为空间分析、地理制图、政治经济学、后结构主义。展望未来,选举地理学在解释中国的地方政治、基层选举、社区自治,以及推动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方面将值得期待。     

日本明治中期的基层选举——以埼玉县秩父郡县议会议员选举为例

本文回顾了日本明治中期以前基层选举的传统以及相关政策的变动过程,并以1892年（明治25年）埼玉县秩父郡县议会议员半数改选为例,介绍了当时日本的基层选举情况。同样是处于过渡时期的基层选举政策,日本明治中期的例子对我国当前农村地区的基层选举的做法以及将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颇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如何对基层选举进行有效监督,既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又保证民意畅通方面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     

第一次国大代表选举亲历记

一九四七年初冬,中华民国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相继展开。当时我是正安中学的一名学生。我们的校长王作朋,是正安县的四名代表候选人之一。选举期间我们全校师生全部出动,为之宣传、拉票,结果王作朋当选,出席了一九四八年三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国民代表大     

《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

《明史·选举志》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分别完成于万斯同初稿、王鸿绪二稿和张廷玉定稿。其中,万稿虽属草创之作,但有奠基之功。王稿在万稿基础上经多年修改、润色,不仅结构大为改善,而且“事益详而文益简”,反映了作者对明代选举制度的认识更加透彻和全面,在《明史·选举志》成稿过程中起着转折性的关键作用。定稿虽对王稿结构做了进一步改进,对其个别词语也做了删改、润色,但整体说来变动不大,内容基本一仍其旧,字数也与之大体相埒;故王稿之不足也几乎完全承袭下来。     

论农村家族对农村选举的不利影响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家族势力在农村开始慢慢的恢复起来,成为在整个村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农村选举产生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本文旨在分析家族在农村选举的不利影响,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为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贡献微薄的力量。     

1931年辽宁国民会议代表选举风潮——以东北大学为中心

1931年4月,国民会议代表的选举在辽宁备受关注,但事实上张学良已经拟好名单.在东北大学选 区,他授意校当局按其拟好的名单进行选举,引起该校师生的反感,选举结果也与张的期望相去甚远.张学良于是利用权势处置了“祸首”,并重新选举了代表,虽然最终达到了目的,但他的民望却受到损害.此次风潮虽有国民党分子的鼓动因素,但主要原因...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与产生述论

1946年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代表的选举与产生历经10年,中经几次变化。其代表经由区域、职业、特种几种选举办法产生和遴选办法产生。因历时过长,中国政治形势几经变化,且中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因此其代表的产生过程也充满了变数。其方法与过程的变化体现了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既想控制政权,又想披上民主宪政外衣的两难取向。     

1946年上海市参议会参议员选举论析

1946年4月28日,上海市举行参议员选举以组建上海市参议会.选举基本上是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投票、开票,尤其是公开计票和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充分体现了选举的法制化和选举程序的规范化;但是,选举管理上的疏漏造成了选民人数失实、选举资格不符、选票流失严重等问题,尤其是在选举过程中出现了贿买、明抢、私藏选票等违规行为,以及“党控”现象,说明当时的中国,距离民主政治的理想,还有很遥远的一程.     

关于改进党内选举工作的对策思考

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是当前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亟待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分析了当前在党内选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并就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进行了相应的对策思考。     

走入寻常百姓家

台湾"立委"选举后,大获全胜的国民党反而诚惶诚恐,深恐露出半点踌躇满志,会触发三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出现"钟摆效应",功亏一篑。那位声言"台湾人民苦了八年,所以选举后开心一晚便足够"的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选后果然丝毫不敢怠慢,反而马不停蹄,特地走到蓝营在"立委"选举中落败的区域,尤其是台南等地,进行第二阶段的"long stay"(下乡长住)。     

奉天省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析论

民初国会议员的选举是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是真正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意义的选举,因此,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从奉天省的选举来看,虽然有各种问题存在,但基本上是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在选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被揭示出来后,有的经过协调,重新举行选举,有的进入诉讼程序,具备了一定的公开性。通过国会议员选举这个平台,各个政党进行了多种多样的竞选活动,使民初政坛首次出现了多样的政治声音。从奉天省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的实际过程来看,基本上体现了现代选举制度的法制化、公开化、规范化原则。但我们也看到,这次选举中所表现出来的选民占人口比例过低、选民漏登记、选举管理疏漏、竞选失范等等问题,都说明中国的选举制度还仅仅是一个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建国初期江岸区人民政府的组织机构

1949年5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武汉,推翻了国民党在武汉的统治,摧毁了旧政权,当月,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6月派出接管工作组对武汉三镇原区公所进行接管。江岸区的人民政权,就是在接管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所辖的第六、七、八、九区(即中山、大智、汉景、和平四区)公所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合并,于1950年7月建立的,当时称武汉市第四区人民政府,1952年7月改称江岸区人民政府。     

第一届国会选举再论

第一届国会选举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力图从各政党对选举问题重视、政党候选人争取选票方式以及选民投票心态等方面对此次选举加以评析,借以说明它基本上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各选民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倾向。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次成功的选举。     

浅析乡镇政府在村委会选举活动中的心理倾向

尽管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但由于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下展开的,政府对村民自治活动起着引导作用,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应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因此,政府是村委会选举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角色。文章主要分析了在村委会选举活动中乡镇政府在选举活动中表现出的支持、畏难、担心、无奈心理,揭示乡镇政府对村委会选举乃至村民自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