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城市地下水资源的特征

文章对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46个城市的地下水资源状况进行了逐个考察,分别从水位、水质两方面总结了该地区城市地下水资源的特征。研究表明: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城市地下水位呈现明显的区域内部差异:渭北台塬地区城市地下水位埋藏最深,达几十丈乃至更深;渭河平原地区城市地下水位埋藏相对较浅,在几米至几十米之间;关中西部及天水地区城市地下水位埋藏最浅,基本上在十米以内。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至少有22个城市存在地下水"咸苦"问题,其中有17个城市集中分布在关中渭河北岸的东、中部地区。城市地下水"咸苦"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城市居民活动与地理环境两个方面,尤其是在关中渭河北岸的东、中部地区。     

民国时期西安居民的饮水问题及其治理

居民饮水问题不仅关乎民生,亦是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地处西北内陆,民国时期居民面临的饮水问题主要有饮用水源单一、水量不足、水质不良、饮水不卫生等.政府采取了调整职能部门、健全规章制度、重视饮水消毒、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卫生宣传、开挖渠道引水入城、筹办自来水工程等一系列治理措施,但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     

济南地区水文环境的演化及其规律研究

济南地表水文环境经历了唐、宋时期大明湖的形成与历水的淤失,金、元时期小清河的开凿与鹊山湖水势的消退,明、清时期护城河体系形成、黄河改道袭夺济水故道以及近、现代城市发展与地表水体的污染等主要阶段。济南地下水文状况在历史时期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近、现代由于遭受各种人文因素的破坏而逐渐恶化,其中南部山区河川径流的破坏导致济南地下水补给量减少,以抽取地下水为主要方式的现代城市供水又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和泉水的枯竭。济南水文环境的变迁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区域内部因素和区域外部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逆性。     

敦煌市投资5000多万元打造党河风情旅游线

近期,敦煌市按照“引人入城、阶梯成形、以水造景、循环利用”的设计理念,从党河右岸的党河灌区总干渠修渠引水,在市区河道内修建了3.4公里的景观水面及小跌水坝等六个功能区。党河风情线是挖掘敦煌历史文化,重塑城市旅游文化脉络,     

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以济宁为个案的研究

济宁城在明代以前大多是一个传统的县级治所,但其获得经济上的重要性却是在明清时期。与基于本区域内自下而上商品化生产增长和市场扩张、上升的江南不同,包括济宁在内的北方运河地区的经济商品化及人口变动主要源自交通条件的提高所带来的跨区域贸易。这种受到国家政策左右的"植入型"城市化道路对其城市形态、性质及其所在区域的市场体系、经济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规范作用。济宁的例证表明,北方运河城市具有与江南城市相似的经济、人口和社会构成上的城市性,并在区域生产和交换上发挥着中心作用;但与江南不同,对以运河为载体的跨区域运输、贸易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城市经济、区域市场体系的不完整性和脆弱性,这从根本上说是由明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和战略部署所决定的。     

地名文化与边疆移民社会形态——以清至民国时期天山北麓地区为核心

伴随着清至民国时期移民垦殖活动,天山北麓地区形成了大量汉语地名,其命名方法与结构上极具地域特征,蕴含着诸多的区域历史和文化的信息。通过分析这些汉语地名的类型特点和命名规律,探究区域内地名文化的形成与该区域内自然和人文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认识到,从清中期直到民国末期,天山北麓地区的移民以祖籍地地缘关系进行组合,合作开垦、共同防卫,区域经济以农业种植经济为主,经济形式单一,社会文化水平落后,反映出该区域具有移民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和边疆特性,长期处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过渡形态中。     

五路财神宝卷的文本系统及财富观念

清代民国时期五路财神宝卷的主要人物都是杜平等五人,其情节结构与明清戏曲小说的"谪仙历劫"模式一脉相承。依据杜平出生地不同,五路财神宝卷可分为诞生于杭州和诞生于朝歌两个文本系统。作为财神信仰的宣讲底本,五路财神宝卷中掺入了明清商书的内容,其中记录有货品名单、贸易路线、商业街市分布等商贸知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些宝卷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财富观,在财富伦理中汲取了儒家、道教和民间信仰思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明清时期贵州冰雹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冰雹灾害是贵州地区比较主要的农业灾害。文章在明清地方志、今人所编撰的灾害史料汇编等资料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冰雹灾害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研究表明:(1)明清时期贵州地区冰雹灾害主要集中在清代后期(1830-1910年);(2)冰雹灾害在季节和月份上分布不均,从季节变化来看春季冰雹最多,而冬季冰雹最少;从月份变化来看4月冰雹最多而9月、11月、12月、1月、2月冰雹最少;(3)冰雹灾害主要多发生于中部以西地区即今遵义、安顺。黔南州等地。文章所探讨的明清时期贵州地区冰雹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对当前该区域的防灾减灾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唐徕渠与银川平原的早期开发

唐徕渠,又称唐梁渠、唐槐渠,俗称唐渠。是银川平原河西垦区的古渠,也是宁夏引黄灌区最大的一条灌溉干渠。原古渠口开于青铜峡出口“一百零八塔”下。民国时期,渠长212公里,渠口最大进水量65．6立方米／秒,灌溉农田46．7万亩。新中国成立后,对渠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特别是1960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截流以后,将唐徕渠引水段扩建为河西总干渠,给河西灌区的几条主要干渠统一供水,结束了银川平原干渠无坝引水的历史。     

移型与换位: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之确立

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化时代,亦是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城市发生巨变的一个时期。上海不但在自身经济结构上实现着新的转变,而且其作为新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也得以固化,并逐渐成长为长江三角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商贸中心,甚至是该地区乃至全中国的金融中心。工业化成为这一重大变化的动力源。工业化不仅凸显了区域中心城市的聚散功能,还导引了上海周边中等经济城市的相继崛起,这些城市与上海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展现出各种不同的发展特色。这样,以上海为龙头,以无锡、南通、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为次级城市,以各城市周边市镇为三级市场,层层递进,网络成片,联系成群的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渐趋得以确立。     

水资源的利用与民国时期咸阳城市经济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咸阳城区及其周围有着丰富的水资源。由于较好的利用了水资源 ,兴利除弊 ,发展水运 ,加速物资流动 ,促进商业繁荣 ,发展城市手工业和近代工业 ,以河水补给城市生活用水 ,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 ,从而使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咸阳城市经济的发展除了税收和财政的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城市的扩展外 ,还引起了产业结构变化。     

方志视野下的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研究

梳理上海地方志特别是旧志关于明清时期疫情的资料,分析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特征,发现明清上海地区平均7年就有1次疫情,多在夏秋之交;这一地区疫情重心有从华亭县—上海县区域向上海县—嘉定县区域迁移的趋势;疫情烈度总体较高,以“大疫”为主;病种记载较少,见载的病种以霍乱和红痧为主;上海地区疫情常与他灾害并发。从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来看,则可以发现上海地区疫情特点与全国和江南地区相呼应,但在清代末期,由于人口和经济重心迁移至从府城华亭县(包括娄县)迁移至上海县,疫情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上海县。     

天水市博物馆馆藏明清传统民间家具的梳理与研究

传统民间家具是地方历史的重要反映,也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天水市博物馆馆藏传统明清民间家具类别齐全、数量较多,传承了我国传统古典家具的历史基因,又与天水地区的自然、历史、人文、民俗文化等进行融合,呈现出类别多、造型美、结构稳、装饰题材丰富、陈设组合灵活等特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天水地区明清传统民间家具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以天水市博物馆馆藏明清传统民间家具为切入点,结合天水民俗博物馆的家具展陈案例,进而总结天水地区传统民间家具的特征、陈设组合,及其所体现的天水地区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     

《宁夏地方志研究》创新价值评述

宁夏方志主要成书于明清两朝,下及民国时期,传世不到40种。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它们记录了宁夏地区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沧桑变化,反映了这一地区各民族的发展轨迹,凝聚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先民们的智慧,是地方进步及民族融合、发展的见证,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这批珍贵文献,对其文化价值进行深人研究、利用,     

美哉! 秦淮河房

在城南地区,秦淮河由东关头入城,在城南蜿蜒十里,再由西关闸出城,其干流、支流几乎覆盖了整个城南地区。过去的秦淮河,是城内重要的交通及商业通道,明清以来,河岸两旁民居建筑比邻而建,蜿蜒连绵,高低参差,这类沿河而造的古民居,就是秦淮河房,也叫"河厅"。秦淮河房繁华之时,真有"家家尽枕河"的盛况。     

广西地区少数民族家具文化研究

家具是人类行为活动的主要器具,家具的造型、工艺、色彩、材质等方面不仅体现了该区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状况,还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文气息及经济价值。通过对家具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探析文化的发展、艺术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广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重要区域,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特征。文化的多元性促使该区域的居住者思想活跃,也提升了该区域创新能力以及文化表达能力。广西地区少数民族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脉,体现了该区域生活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状况。     

明清时期流民与粤东北山区开发

明清时期的赣粤闽三省交界山区是一个流民活动非常频繁的区域。对于这区域的流民活动,已有不少学者做了论述。透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清以来,在该区域有相当数量的流民从广东、福建两省进入赣南山区,并对该区域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事实上,明清时期粤东北地区不仅是流民的迁出地,而且还是个流民的迁入地。流民迁入,也因此促进了粤东北山区的开发。本文拟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粤东北流民的来源及其对当地的开发进行探讨,以期对明清时期赣粤闽三省交界山区的流民活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专业化与多样化特征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各地区都把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客观深入的分析城市尺度上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及其时序特征,找出决定产业结构的关键因素,对于各地区如何依据已有产业基础、要素禀赋、区位特征合理构建高效、可持续的城市经济结构,以及在国家层面如何协调区域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2003—2009年全国286个地级市除农林牧渔外其它18个产业的就业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的专业化、多样化水平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产业结构与地区大小、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目前我国各地区和城市合理确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策略,以及在国家层面如何更有效协调区域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澄城窑明清青瓷产品及初步探讨

澄城尧头窑是近年来关中东部洛河流域新调查发现的一处古瓷窑遗址①,从窑址采集的元代青釉印花盘标本判定其始烧年代不晚于元代.该窑明清、民国时期烧造品种丰富,造型装饰多样,产品以黑釉瓷为主,还包括青釉、黄釉瓷、酱红釉瓷、铁锈花瓷、青花瓷等品种,很多具有自身特色,其中以明清刻印花青瓷最具学术研究价值.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本文通过编制疫灾序列,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时空变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一、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无年不疫,疫灾季发率高达94.70%,秋、夏、春三季疫灾多发,集中了全年近九成的疫灾县数,秋、夏季尤甚,集中了全年四分之三的疫灾县数;逐年的疫灾广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特征明显;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582年间,江南地区疫灾的波动周期越来越短,年均发生疫灾的县数越来越多,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疫灾越来越频繁,民国时期是江南地区历史上疫灾最频繁最严重的时期。二、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疫灾主要分布于大运河、宁沪杭铁路沿线及其以东的地区,苏州—无锡一带和环上海地区为疫灾热点区,江苏溧阳地区和浙西山丘地区为疫灾冷点区;疫灾分布重心始终位于苏州境内。三、 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疫灾分布的一般规律是: 交通沿线城市都是疫灾高发点,人口稠密区多为疫灾频发区,水旱灾害严重区也是疫灾严重区,平原地区的疫灾多于山丘地区的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