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提高志书质量的关键

志书的质量问题向来是方志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是关系到方志的声誉及其生命力的关键所在。综观古今大量方志编纂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和许多方志学者所提出的精湛论见,方志的质量所系,可一言而蔽之曰“严谨”二字。切莫小视严谨二字的分量。严谨不仅是对方志体例的要求,而且是对志义和志风的要求;不仅是对方志内容和形式的要求,而且是对编纂态度和编纂方法的要求。科学要求严谨。严谨即科学性。地方志作为翔实的地情资料书,唯严谨方能见佳。一部严谨的志书应有严谨的内容、严谨的体例和严谨的文风。严谨的内容,是一部严谨志书的工程…     

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综述（下）

（六）方志人物及其编纂思想研究。徐鹏《陈元赞及其（长门国志）——兼论明末清初中国方志文化海外流播的另一种可能》介绍了明代东渡日本的陈元赞及其用汉文所修《长门国志》的特色,探析了陈氏匿迹史海的原因,并对其海外修志的价值和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胡巧利《论梁廷榀（粤海关志）的编纂思想》通过分析《粤海关志》的编纂思想、资料收集、编纂体例、记述内容等,探讨梁廷榀的方志编纂思想。沈松平《论陈训正的方志思想》介绍了陈训正的修志经历及方志编纂思想,并阐述了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和对当代方志编纂学的贡献。     

朝鲜王朝时期《择里志》述略——兼谈中国方志编纂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李重焕《择里志》被誉为朝鲜王朝时期第一部人文地理学著作,作为具有广泛影响的私人编著方志文献,对于朝鲜半岛方志具有重要意义。从《择里志》的体例和内容来看,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舆地纪胜》《舆地名胜志》等书编纂思想的影响,反映了中国古代方志文献编纂思想向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影响。     

《新方志编纂概论》出版

《新方志编纂概论》是由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共同组织各市 (地 )史志办公室和省史志办公室有关处室参加编写的关于新方志编纂理论与方法的一部专著。该书要目为 :绪论、新方志的指导思想、新方志的编纂原则、新方志的内容特色、新方志的体例、新方志的资料、概述和小序的编写、大事记的编写、人物的编写、新方志的图表、照片和数字、新方志的编纂程序、序言、目录、索引和编纂始末、省志编纂、城市志编纂、地区志编纂、县 (市 )志编纂、城市区志编纂、专业志、部门志编纂、乡 (镇 )志编纂、村志编纂、厂矿企业志编纂等…     

《怀来新志》述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河北省怀来县在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下放干部的帮助下,历时4个月,编纂出版了《怀来新志》。该志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坚持厚今薄古的编纂原则,通篇使用散文体裁,为当时部分市县开展修志提供参考。《怀来新志》在编纂方法和文献资料方面具有一定价值,但由于时代的原因,该志也存在着脱离地方志编纂传统体例及记载内容浮夸失实的缺陷。     

对当代志鉴若干现象的思考

本文所称“志鉴若干现象”．主要是指在当代志鉴编纂过程中．准确地讲是进入2l世纪以来．由于编纂人员的某些想法、做法不够规范．而导致新出版的志鉴产生了一些违背自身发展规律及其性质、体例方面的问题．诸如“方志年鉴化”、“年鉴方志化”、“志鉴一体化”等。它不仅会降低当代志鉴质量和利用价值．而且会影响今后志鉴的良性发展。     

清代方志编纂理论与实践——以清代皖志为例

清代是中国古代方志发展的巅峰,方志编纂理论随之获得很大发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各地方志的编修普遍开展,大量文人学者积极投身于方志编纂,大大提高了方志的质量,同时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也趋于深入。清代方志编修者在修志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方志编纂的理论问题,对于清以前的方志编纂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与此同时,在方志编纂理论的影响下,清代方志编纂体例、方志的结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承袭旧志体的基础上,开始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这种现象反映了志书编纂实践发展的新趋向。     

论朱希祖与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兼论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的双重互动

朱希祖作为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委员,致力于志料征访、体例创新、篇目革新等工作,其所撰《广东通志略例》表现出求“新”求“变”的旨趣和特色。他与温廷敬因修志理念的分歧所引发的体例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传统方志革旧鼎新的内在要求。而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方志编修并举的修志模式,不仅推动《广东通志》体例、篇目和内容等的革新,还促使以方志为基础的传统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从而形成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双重互动的历史格局。     

以专业志的繁荣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大发展

专业志是古代专志的延续和发展,而古代专志有两种形式：地理专志、其他专志。尽管历史上地理专志发展超过了其他专志,但由于地理专志的编纂周期长于其他专志,以及现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细化、现行志书编纂方法、专业志的编纂意义重大等因素影响,专业志的繁荣应是一种必然趋势。同时,专业志的编纂也面临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史志重同不重异,将专业志编成部门志,对专业志重视不够,专业志编纂队伍亟需加强等。专业志的发展是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方志事业进一步拓展的新领域。     

回顾传统方志理论 展望当代修志理念——古代名人论方志对当前修志理念的启迪

古代名人对方志的论述非常丰富,传统方志理论从方志的缘起、内容、资料、体例、原则、难点和目的等方面阐释方志思想发展演变。当代修志要突出全面系统、以志辅治的理念,凸显重视民生、关注人文的理念,彰显精取史料、追求真实的理念,追求纂著并重、因创结合的理念,昭示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理念,重现敬业慎重、虚怀谦让的理念,凸显存志为用、资治教化的理念。     

民国徽州地方志编纂理念的创新及实践

民国徽州地方志的编纂注重顺应时代潮流,对方志的体例门类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探索实践。徽州各县坚持运用科学的方法指导修志,提出建设科学的分类,延聘采访员进行实地调查,汇编采访表,并积极将科学的地图绘制方法运用到志图上。修志者还结合本地实际,对旅外人群、宗族、方言、歌谣、民谚等内容进行了广泛收集与整理,为我们考察近代以降徽州地域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民国时期徽州各县启动的此轮修志是在长期积累志材的基础上进行的,修志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取得显著成效,既与编纂者的学识、眼界等因素有关,更与编纂者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理念密不可分。     

民国广西方志文化类目与文本研究

1929年国民政府《修志事例概要》等政令颁布后,在实际上形成了统一的修志体例,但在编纂实践中方志的体例、类目并不与官方修志政令完全相同。在抗战大后方社会的方志编纂中,广西方志独具特色。通过分析广西文化志的类目与文本,可发现记述的内容将教育放在首位,并记录地方文化之盛衰,在抗战时期保障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巩固广西地方建设。将文化志作为方志文本研究的一个侧面,论述广西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展现出地方社会的人文情况,同时也成为建构地方社会的知识性文本。     

旧志续修实践给我们的启示——读光绪《江阴县志》和民国《江阴县续志》断想

续志是我国传统志书的一种体例,其特点是以前志的下限为新志的上限,编纂新时期的方志。其体例基本依照前志,有的只是类目上略有增删。传统的续志不是通合古今的通志,而是一种断代志。从全国来看,传统的旧志续志以明清时较多。就江苏而言,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江苏旧方志提要》统计,     

方志不是无情物——谈修志者的情感意识和志书可读性的打造

<正>方志不是无情物。方志的“情”是个特殊的概念,它既包含修志者在修志过程中的情感渗透,也包含用志者在用志过程中赏心悦目的感觉。而且,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只有修志者以饱满的情感从事志书编纂,其志书才会得到用志者的喜爱和肯定。笔者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浅见,求教于各位志界同仁。     

更新观念 提高志书质量

深度不够,质量不高,是新志编纂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影响志书社会功能释放的关键。更新观念以提高本书质量,已成为修志者的当分之急。更新哪些观念,我认为主要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确修志目的是服务于社会现实志书有很大的社会功能,已被古今史志界所公认。但对功能的表述及内涵认识不尽相同。新志编纂伊始,更多的人将方志的功能与修志目的概括为：“资治、教化、存史”。这“六字诀”既是我国古代方志功能的总结,又将其作为新方志编写的目的。我以为,对这一传统理论的全部继承,是导致新志质量普遍不高的首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几…     

体例的规范化与灵活处置的统一——首届新方志值得重视的编纂经验

首届新方志既重视体例的规范化,又容许灵活处置,这是非常好的编纂经验,值得认真加以总结,并在续志编修中继续发扬。在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工作中,一开始就重视体例上的大体规范。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５日至８月１日,在太原市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代表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上,原则上通过了《关于新省志、新市志、新县志编纂方案的建议》,初步筹划了新省志、市志、县志的体例规范,拟出了可供参考的志书编写纲目,这是新方志体例规范化的初步尝试。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第二次年会。会…     

清代《合州志》编纂述论

清代是历史上地方志编纂的最高峰,合州地区先后6次编纂《合州志》,最终刊刻出版3部。在地方政府官吏的主导下,清代系列《合州志》质量为上乘,志书内容丰富,体例精良,编纂规范,既是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也为当代地方志编纂提供诸多借鉴。     

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参与编修志书,“屡膺志乘之聘”,一生中编修了《永清县志》、《和州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同时,章学诚对康海《武功志》等名志,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前人的修志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诸如方志的源流、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等等,使方志编纂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前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不愧是我国古方志学的集大成者。这里,仅就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作一些探讨。     

四川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

四川方志的源流可追溯至《华阳国志》,至宋元成形,明代定型,至清代鼎盛而体例、内容进一步完善,民国出现转型。大量地方志的编纂,既体现了悠久的方志编纂传统,同时也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性文献资料。作为四川地方性知识宝库的文本载体,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四川历代方志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举凡朝代之隆替、文化之兴衰、经济之发展、民生之忧戚,均可从中窥见一斑。     

民国时期云南怒江地区的三部方志

民国时期云南怒江地区的《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泸水志》、《征集菖蒲桶沿边志》,填补了该地区历史上方志编纂的空白。这三部方志有明显的爱国倾向,边疆民族特点突出,在体例方法上也卓有成就,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