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

文章从三个方面对"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上科学地回答了广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相互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将群众、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群众、政党关系之上.     

“伟大社会革命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整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已经具备了从总体性角度把握自身逻辑的历史条件,同时,其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也更为尖锐。重塑和宣扬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杜绝对"革命"做"狭义理解"和"模糊运用",这是新时代推进理论走向彻底的基本理路。习近平"伟大社会革命观"通过"抓住事物的根本",守正创新,在科学理性、价值理想与主体实践的三维格局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提供了坚实支撑。     

新谈校园流行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运用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校园流行语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以一种轻松、诙谐的话语方式笑谈校园百态和社会万象。语言使用中出现"越界"或者"溢出"现象,不单指校园用语的越界,还有其他行业用语的"越界",本文着重探讨此方面的内容。     

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誉为"时代精神的净化"以及"现代文明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对旧辩证法的继承和完善,具有唯物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实践中逐渐总结和变化而来的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思维方式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运用和肯定,并当做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和理论。     

从“职住空间”到“社会空间”——在日中国新移民的生存适应策略探讨

论文基于笔者对新移民组织和文化祝祭活动的资料收集与实地调研,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以"社会空间"的形成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在日中国新移民的生存适应策略。认为中国新移民通过"节点"的纽带作用积累"社会资本",进而构建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在动态变化的社会空间,中国新移民可以利用各种平台,运用各类社会资源,在与他者的相互关系和互动中求得共生。网络式移民社区空间的构建,更符合中国新移民高流动性、高层次性、高创造性的特点和当今时代特征。它的存在不仅使在日中国人在远离故乡的生活世界里找到族群公共圈,产生连带感和归属感,而且避免了与日本社会的正面冲突,有利于新移民在与当地民众和平共处的前提下推进族群活动的日益丰富和活跃。     

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中的实事求是品格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一以贯之的方法论。科学地运用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求",即要求社会主体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发现、分析、解决社会问题背后的"是"——一般规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去求得对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根本特色。     

建设社会至上的法治国

<正>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十八大产生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人习近平等在诸多场合也一再申述法治的要义和要求,提出"建立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还强调指出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等。注1可以看出,这些宣示中有某些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法治新思维。新在首次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法治社会"的概念和目标;昭示了一些新的愿景和承诺,再次启动人们对政治制度改革的期盼,也引发理论界的思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法治一直是理论上持     

无边界学习、多媒体技术运用与远程教育

教学中社会与学校、教师与学生、课程与生活、知识与经验等二元结构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从根本上剔除的。一位优秀的教师是要承认二元的存在,同时又协调二元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时常讲的"对立统一"。借助信息技术(多媒体教学)做到"对立统一"是一个极好的方法。无论运用何种手段,只要能够打破教学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任务和结果的单一性,真正做到"社会即学校"、"以学生为师"、"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这就叫"无边界学习"。"多媒体技术运用"和"远程教育"都不能讲是"无边界学习"。     

韩非意识形态治理理论的当代价值

韩非意识形态治理理论根基于战国末期的政治得失总结、政治形势发展,有其具体的理论背景。本于人性之"私"大于"公"的世界观,韩非对当时政治秩序的状态进行了评论和说明,为人们描绘了人心公正、国家富强的社会图景,以及法律在政治变革轮廓中的运用形态。以法"专术",求"一教","正人心","去无用"等理论内容遵循了借"势"、承"道"、持"法"的逻辑链条和分析理路,为当代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提供了原则、思路和方法参考。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文化遗产”概念回溯及我国之运用

概念梳理是研究的基础。目前国际社会影响最大的法律文件——《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所定义的"文化遗产"概念所指对象范围大体对应于我国《文物保护法》的"不可移动文物",即建筑(群)、遗址等,这与概念产生的背景因素相关——正是社会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公众对"公共遗产"的关注,注重对建筑类遗产的保护。而我国现在所广泛运用的"文化遗产"概念,则在《公约》等文献理念的基础上,体现出进一步的理解。     

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

我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学科兴起25年来,经过了前十年"兴起奠基期"、继十年"发展兴盛期"、近五年"深化扩散期"三个阶段。学术贡献有: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走向"本土现代性";关注民间社会,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存在问题与瓶颈: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平面描述性、意义稀薄及理论缺失。当今社会转型呼唤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创新成果,未来将会引起关注的"关键论题"有: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这几个"关键论题",可能会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生长点。     

中国古代史官称谓内涵的嬗变

"史官"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经常提及和运用的名词或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早期的史官因其官为"史",故被后人称为"史官",后期的史官,则因其职为"记史"、"写史",而被称为"史官"。这种称谓的变化经历了天官和巫官、著作官和天官的分离过程,到隋唐时期,史官的称谓才固定为专指记录和撰述史事的官员。     

在比较中不断提升“三个自信”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认为,任何具体对象都存在于一定的关系之中,离开关系的对象是抽象的。因此,一定的"关系"决定了一定对象的属性,我们只有在"关系"中借助比较的方法才能真正把握对象。当年,马克思把比较的方法作为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钥匙",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解剖;今天,我们可以把比较的方法作为提升"三个自信"的重要方法,通过比较真正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独特优势。要正确运用比较的方法,必须坚持全面性、历史性和同质性的原则。     

充分利用民族文化元素的经典广告案例——浅析百度公司视频广告《唐伯虎》

广告《唐伯虎》紧扣"本土化"和"民族性",巧妙运用多种广告技术,在内容、广告技巧和艺术特色、整体效果上都取得了不俗成绩,获得了良好的广告效果。     

复制还是隐喻?——对“打猖”民间宗教活动的研究

以民间宗教活动中的"打猖"为例,基于治理的视角,论证了民间宗教"隐喻的隐喻"背后,其实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复制"。这种"复制"具体表现为:在治理背景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治乱兴衰和由乱至治;在治理空间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行政区划与权力空间设置;在治理目的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民本思想;在治理手段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流动机制和"国家"的惩戒机制;在治理合法性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授权模式。中国的民间宗教并不等同于"社会",也不等同于"国家",而是由"国家"与"社会"共同"合谋"而"互构"出来的"第三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     

浅议提高城市危机管理社会参与程度

<正>现阶段,我国已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正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这个时期既是"发展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社会转型带来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和权力的转移,往往容易导致"社会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国民心理失衡、社会伦理失范"。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指出的,"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     

蜀王蚕丛考辨

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运用文献、考古与古文字研究三方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巴蜀文字,就是巴蜀历史研究中的第三重证据。重点考证了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含义。认为古蜀先民得名于"蚕",故曰"蚕丛",与考古发现不符。应用三重证据法考证的结果显示其与"蟾蜍"有关。应是"蟾丛",而不是"蚕丛"。     

试论先秦时期的“游民”及其社会影响——清华简《越公其事》补释

"游民"是中国古代社会备受关注的群体。战国时人所言"游民",其定义、范围及社会影响等,与秦汉以降者有很大的不同。先秦时期的"游民",即脱离氏族(宗族)的不事农作之民。最早出现的"游民"是独立的工商业者,以及活跃于社会舞台的"游士"。清华简《越公其事》所载勾践"思邦游民"作"五政",是关于"游民"比较早的记载。越王勾践抓住改造"游民"问题的契机,积极变革,使"游民"成为越国复兴的重要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游民"所带动的人口流动,对于各诸侯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很大作用。先秦时期走出宗族藩篱的"游民",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为春秋战国这个辉煌时代的精神构筑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权力处于频繁变动与重构之中。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动固然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但对于传统绅士的"历史记忆"本身,却也在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的重建过程中,产生着潜在的却是不容低估的影响。关于绅士阶层不同的"集体记忆",不仅呈现出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性记忆"或"失忆",而且这种"历史记忆"也成为重构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关系的"社会认同"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