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史料和家法之局限——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正>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因历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较迟,又先后遭逢艰危之政局,故政治史一直作为历史研究特别是本国史研究的恒久性主题,而且研究之议题亦相对狭窄。这一状况尤以中国大陆为突出。尽管在西方史学主流中,随着年鉴学派的兴起,经济史和社会史曾长期取代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但在中国史学中政治史却仍然保持其重要地位及其特殊性。世纪之交,政治史再度成为世界史学重视的主题,中国政治史研究因应其中,开始呈现新的热潮。作为中国政治史组成部分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尤为引人注目,成为近年宋史研究的重要牵动力。其研究理路先后经历了"走向活的制度史"和"新政治史"阶段(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     

开辟制度史研究的新境界——《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评介与思考

正制度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制度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点,这在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毋庸讳言,既有的制度史研究常常陷入了纯制度研究的窠臼。由于"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1),所以,纯制度研究不仅不利于深刻认识和客观公正地评判一种制度,也难以提出较具建设性的意见。如何将鲜活的实践纳入到制度史研究中去,遂成为了制度史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了"‘活’已经成为衡量制度史     

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制度史研究应强调"官民互视"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从宋代财政史看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地方化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制度史研究应重视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史研究之浅见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关于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来看,制度创立和发展对国家重建以及社会秩序维持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制度史一直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无论是研究队伍,抑或是取得的学术成果,都是其他历史学领域难以比肩的。处于当今重视学术创新的时代,制度史的研究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走出原有纯制度层面的研究困境和局限,研究方法上需要做哪些改进,研究内容上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更好地实现不断深化的目标呢?学者们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索,如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呼吁,犹如馨香扑面,令人新爽。为了开拓制度史研究的新局面,我们推出这期"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包伟民、陈长琦、李凭、卢向前、王日根5位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对研究者有所裨益和启发。     

全球史的空间和时间层次——通过将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拓展到全球空间反思全球概念史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有关全球史的争论,不仅考验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解,同时也寻求非欧洲中心论的研究思路。这在历史解释和研究设计两个层面上影响着历史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理论拓展到全球空间,以此反思全球概念史的多种可能性。为此,本文将引入"空间层次"概念。首先详细探讨历史化及其与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关系和互动;其次思考全球空间和时间的复杂性对比较史学和概念史的影响;再次引入一套全球史的三重张力框架——规范性张力、时间张力与空间张力,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通过全球概念史来具体展开历史研究问题。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以往的全球史所讨论的,要么是欧洲强国是否领先非欧洲国家的问题,要么是所谓西方的线性时间观与非西方循环时间观之间的对立问题。本文以时间层次为出发点,打破线性与循环的对立逻辑,转而强调一种基于(历史)人物的、多语言的、全球性的概念史,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时空活动。     

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出现一股强大的潮流,即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并导致跨国史的兴起。跨国史将民族国家历史置于跨国和全球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跨国力量和外来因素对本国历史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各国"国史"研究的面貌。跨国史还关注18世纪晚期以来人员、思想、信息、资本、商品和制度的跨国流动和联系,开辟了许多被传统的民族国家史漏掉的新领域,已经成为新的史学分支。跨国史研究凸显了跨国经验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改变了人们对现代历史,包括20世纪的冲突与战争的理解。因此,有必要从跨国史的视角重新书写20世纪世界史,包括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经历,突出跨国力量对各国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将国际人权保障、教育与文化交流、大众文化传播、消除传染性疾病、跨国环境合作以及国际体育等"低端"事务写入国际关系史。     

什么是历史

"历史"一词,起源于希腊语historia,意为"研究知识和通过研究获得的知识"。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被大致"切割"成两种形状,一是作为主流的"断代"划分,即将历史分隔成"线状"的古代、中古、近代、现代;二是非主流的"片状"划分,如将世界各区域划分为"文化"或"文明"进行考察的"文化(文明)形态史"。历史研究有三个必备要素,即史实、史料、史家。由于史家必须通过史料认识历史,因此史家治史所采取的基本态度,一是"叙述",一是"解释"。     

蒙文通的治史方法简析

蒙文通"以治诸子之法治史",用哲学方法求史料的思想意义;"观史如观澜",审历史大势以求通变;"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强调历史整体性关联,也注重断代史、专门史与通史的深入互动;从"制度与文化"的因革来探索历史的变化之迹,以期对社会经济领域诸多新现象进行重构解释;比较中外历史的差异,以认识中国历史的特性。蒙文通综合运用上述治史方法,以求历史研究探源明变,融会贯通。     

史学精粹

正徐国利:《陈寅恪对"以诗文证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以诗文证史"是指以诗词歌赋和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研究历史和书写历史。宋代以来的史家开始自觉地将诗文作为史料使用,形成了"以诗文证史"的史学传统。中国现代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陈寅恪是其中最有成就的史家。首先,他在理论上对"以诗文证史"作了重要阐发,详细阐释了中国古诗具有史料价值的     

中国古史分期体系的构建与社会性质的探索——黎虎先生访谈录

正黎虎先生,祖籍广东兴宁,1936年8月出生于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黎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自著及主编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黎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开创并构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学术体系。这一由外交决策制度、外交管理制度、外交使节制度、外交方式方法、外交手段与工具、外交礼仪制度与法纪等方面构成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术体系,被学界盛誉为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代表作有《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二、开创并构建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和学术体系。黎虎先生的吴简"吏民"学术新体系将吴简与文献资料结合,推翻了长期统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吏户"论;全面、系统论证了"吏民"的内涵、性质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所阐释的"真吏"论、"给吏"论等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古代官制史,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代表作有《先秦汉唐史论》(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三、提出并构建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提出"权力的掌控与人力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据此而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王权众庶"社会、"皇权吏民"社会依次相承的三个时代。代表作有《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     

《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评介

我以为 ,农奴制度、专制制度、村社制度和东正教是制约俄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 ,弄懂这四种制度的形成和嬗变的因果关系 ,一部千年俄国史也就会贯通了。曹维安的《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2年版 )把研究这四种制度作为研究俄国史的锲入点 ,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

"怎见得?有诗为证",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套路,也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问题。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将诗歌作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并在叙事的过程中彰显历史写作之诗意的典范著作,是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的一大特点。作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大象的退却》以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大量引用,提出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诗歌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可信的史料?     

2019—2020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述评

正2019—2020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锐意创新,在政治、民族、制度、社会阶层、宗教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较为活跃的领域。2019—2020年魏晋南北朝史学术会议体现了学界对制度史和地域史的关注。以中古制度和国家为讨论对象,如"中国中古制度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9年);以北朝史为中心,     

从欧洲国际体系到全球性国际体系——基于历史和理论的双重视野

<正>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的总结和升华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出深层的机理;另一方面,历史理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对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强调,"历史不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起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必不可少的指南和矫正"。1赫德利·布尔指出,"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侣"。2作为连接两者的引桥,国际关系史的编纂需要历史     

阿尤德吉·奥卢贡菊及其海洋史研究

阿尤德吉·奥卢贡菊是尼日利亚第三代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尼日利亚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学者。奥卢贡菊认为海洋史研究是对与海洋相关的一切人类活动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港口、航运业和比较视野下的海洋史研究而展开"在海洋史研究方面,奥卢贡菊主张历史研究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相关性”;其海洋史研究是在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探究港口发展的原因时,他主张挖掘多种历史原因;奥卢贡菊借鉴了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的研究视角和概念,采用跨学科方法研究海洋史"     

近二十年德国史学史研究之新气象

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气象。首先,社会文化史的理念促使研究者关注史学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学家的日常生活与人际网络。其次,史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促使研究者关注历史知识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形成过程。再次,对"学术"、"专业"等概念重新加以理解的学科史路径导致了对公众史学、史学机构之结构要素和制度要素的研究。最后,对史学研究之现实性的重视将目光导向了史学与政治、与民族国家、与出版业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晚近的德国史学史进行了多元化的批判反思,力求生动地呈现历史学家日常的研究活动,社会化地分析史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清晰地勾勒历史学的组织结构,并且更加清醒地认识史学专业的现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