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个案:士族研究的问题与路径

<正>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古士族阶层的研究,已经有百余年的深厚积累。从研究路径和成果来看,大体呈现出若干"二元对立"的态势:宏观叙事与个案研究、政治史脉络与社会史取向、考证分析与数量统计、婚姻仕宦等硬实力与家学门风等软实力,等等。这些因素又相互交叉和影响,构成百余年士族研究的主要特征。其中,个案研究作为研究方法被使用于士族研究,肇端于1951年守屋美都雄通过太原王氏系谱的个     

士族社会史研究范式重建及其理论意义

<正>一、士族社会史研究的"边缘化"在士族研究的历程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士族政治"一直是处于"显学"地位的研究课题。时至今日,虽然士族研究出现了诸如谱系书写、家族网络等新的研究路径,但依然是在政治史框架下进行的局部更新。士族政治史的研究取向是中古特定文本叙述下的产物,不仅由士族本身参与政治的历史特性决定,同时,士族与政治的互动研究亦可实现学者探寻中古历史发展脉络的特定诉求。诸如古代史的     

比较视野下唐宋官宦世家的个案与群体研究

正近年唐宋宗族史的研究,较为明显地围绕个案与群体展开,特别是对官宦世家的研究,更是如此。由于魏晋隋唐社会阶层划分的突出特点是士族与庶族的区别,而宋代社会阶层划分的突出特点则是官户与民户的区别,因此,唐代的官宦世家,既包括传统的门阀士族,也包括成功跻身于高级官僚阶层从而能够世代仕宦的所谓新贵宗族,亦即旧士族与新士族。宋代官宦世家,则是能够利用各种社会条     

2014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正>2014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丰厚。其中专著有:罗开玉《三国南中与诸葛亮》(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唐翼明《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洪卫中《后三国梁末北迁士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恩玉《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中华书局)、赵灿鹏《梁书诸夷传异文比勘》(齐鲁书社)、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唐燮军《史家行迹与史书构造:以魏晋南北朝佚史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大学出版社)、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中华书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士族存在形态和士族政治 ,是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唐代中期到宋代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 ,是随着士族社会的瓦解而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 ,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 ,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 ,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 ,逐渐远离乡村 ,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 ,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     

从俯瞰到近观:六朝贵族制研究省思

<正>六朝贵族制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可谓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相关学术史回顾不胜枚举。中文学界很少使用"贵族"一词,一般采取"门阀"或"士族"等概念。不过,求同存异的话,中日学界对六朝贵族(士族)内核的把握仍有些一致之处,即强调此群体相对皇帝权力的独立性、在官位继承上的世袭性,他们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统治(支配)阶层。如果将这一结论转化为提问,核心问题是:六朝时代的权力如何进行再生产,是否可以疏离皇帝而依靠血缘(或其他方式)代际传递?当然,对     

齐梁之际豫、梁降魏与南风北渐

南朝齐梁之际,沿边军事重镇豫、梁二州相继降附北魏,其中所涉人物除裴叔业、夏侯道迁家族外,还有众多的文武将佐幕僚、地方官属等,他们皆为由长期寓居南朝边境州镇的晚渡士族组成的豪族群体成员。南朝边境州镇之北附,固然与南朝内政纷争有关,但也与当时南北军政局势的走向,特别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厉行全面汉化之社会变革存在深刻的联系。作为晚渡士族群体,边境豪族代表多具有丰富的文化修养和较高的文化水准,其文化传统及其所居边境州镇的特殊地域环境,使得他们在学风与士风上具有独特的风尚。但他们毕竟长期仕宦于南朝,与江左诸政权及其高门士族社会联系广泛,深受江左玄化学风与士风的熏染,从而在经史学术、文学艺术及名士风操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南朝文化的气息。正因为如此,以晚渡士族为主体,自豫、梁降魏的边境豪族整体性北徙,必然造成南朝学风与士风的北传,对北魏宣武、孝明帝时期社会文化风尚的转变及此后北朝社会文化的变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唐太宗与他的人才政策

唐太宗是我国古代很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所实行的人才政策,包括压抑士族、精兵简政、惟才是与、开科取士、用人之长、用人不疑、鼓励直谏、赏功罚罪等,对推动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从历史原因、具体内容及其历史局限等方面对唐太宗的人才政策进行了分析与论述。     

高崧父子生平考──兼谈南方士族墓葬的特殊性问题

本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东晋时期高崧父子的生平事迹,并对南方士族墓葬的特殊性问题作了探讨。     

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與唐宋之際的社會演變

以儒家倫理爲中心的禮法,在先秦時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漢代則通過獨尊儒術,把經學變成了官方意識形態。東漢末年,世代讀經、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漸演變爲士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家法和門風。到了唐宋之際,士族開始與官爵脱鈎,禮法文化也爲更多的社會階層所接受。門閥士族不再獨占文化上的優勢。士族的衰落與禮法的下移是一個同步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隨後興起的理學,則是針對業已下移普及的禮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論化重建。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垒壁与交集:中古士族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借鉴

正作为断代史的中古宗族研究,基本是被当作士族研究所附属的子题展开的;而在中国古代家族或宗族的专题史研究中,学者们则通常把汉唐间的大家族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演进阶段,冠以"世家大族式家族"或"士族宗族制"等名称,用以与宋以后的近世宗族对举,并以"士族"作为这一时期家族或宗族最突出的历史特征。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关注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范式及史料环境的不同,造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出版

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一书于 2 0 0 0年 1 0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2 2万字 ,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多年来 ,作者潜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特别是对六朝士人的研究 ,颇有心得。全书共分十个部分 ,为 :试析耕作技术的发展与两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士族形成原因的再探讨 ,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 ,五胡政权时期的北方士族———兼析其与寒门的关系 ,北魏士族经济特权的表现形式 ,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北魏末期的战乱与士族旁支的兴起 ,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 …     

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356页。定价5.40元。田余庆先生所著《东晋门阀政治》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史学佳作。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等方面。总的说,多属静态的观察,而缺少动态的研究。《门阀》一书正是在动态方面进行了尝试,并且获得了成功。众所周知,东晋一朝皇权不振,几家门阀士族相继专权。对东晋的政治产生了巨大     

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     

士族譜系的變奏——基於中古太原白氏的個案考察

中古太原白氏的譜系構成具有典型特徵,折射出士族譜系構成的一般特徵。中古士族譜系的祖先分佈,基本可劃分爲上古聖王祖先、秦漢英雄祖先、六朝名士祖先和近世真實祖先等部分。這些譜系多数來自戰國秦漢及其以前的歷史文獻和傳説故事,經過剪裁加工,從而嫁接於普通家族的世系之前,構成一份標準而完整的士族譜系。出自龜兹族的白氏有所不同,他們曾以南方祝融等爲先祖,後來由夷入夏,變羋姓爲姬姓,成爲黃帝的華夏後裔。作爲比較,漢人大族則以華夏化的黃帝爲祖先。士族譜系中的祖先元素,往往呈現出若干具有"二元對立"色彩的特徵。     

刘宋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与刘宋政权的兴亡

一、刘宋政权建立初期的政治局面 南朝第一代刘宋政权的建立一方面是以刘裕为代表的京口寒门士族打破两晋以来门阀世族对国家政权垄断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寒门士族与高门士族相互妥协、相互结合的结果。由于这种原因,刘宋政权建立伊始,其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较之东晋时期就更为复杂,因而也就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东晋政权为高门士族所左右,从过江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直到桓玄代晋称帝,强臣慑主,王权积弱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司马氏政权积弱而亡的过程是刘裕亲历亲见的,如何避免这种局面再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简论唐初江南士族婚姻观念的转变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士族盛行门第婚,但在山东等士族门第婚盛行的唐代初期社会中却淡化了传统婚姻观念,走上务实进取的风格。这应该是在政坛上渐渐活跃的江南士族的适应性努力的表现。     

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撰述的发展

东晋至南朝,杂传与谱系撰述均保持着持续盛行的态势,并未明显呈现波动变化的轨迹;杂传撰述整体上保持着对谱系撰述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是杂传撰述的主要参与者,并在杂传撰述中,他们烙上自身重名、尚人物、强调门第的思想印记;门阀士族热衷谱牒撰述,在于谱牒既能迎合士族门阀观念的需要,又能发挥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来维护士族门阀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