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的秦汉日常生活研究

<正>秦汉生活史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几乎与西方学界同时展开。50年代,陈直的论文中明确使用了"日常生活"的概念;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秦汉社会生活日益受到重视,并与文化史、风俗史研究同时进行,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是研究的一贯特点。近年来,随着"日常生活"学术理念的影响日益扩大,日常生活的研究注重宏观叙事与微观考察的兼顾,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研究的并及。以"私人"为出发点,由"物"的生活用具到"人"的生     

春秋时期人物称谓研究

正《春秋时期人物称谓研究》是笔者主持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目前正处于中期研究阶段。现将项目的部分情况介绍给学界,以期能够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一、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人物称谓是为了社会交往的需求而产生的,是对社会事实的反映,它是描写社会现实的某个个别方面的术语。春秋时期人物称谓的形成有着很深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以血缘为核心的"家天下"社会中,承担的是"家庭"结构中整体和部分的代表符号作用。人     

包衣身份再辨

"包衣"是清代旗人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清代皇族的私属,由于他们双重的身份及其与皇室、内务府的特殊关系,使包衣群体的研究成为清代政治与旗人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学界在"包衣"称谓的解释和身份的认识上并不清晰。本文在梳理学界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包衣、阿哈、包衣阿哈以及家人等不同称谓的辨析,明确"包衣"是清代包衣组织成员的专称,不能用阿哈、包衣阿哈或家人替换。     

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马竖”杂议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遣策所列"男子明童"中可见"马竖"称谓。"马竖"身份应与服务于墓主的以养马驯马的僮仆有关。"竖"则作为指称未成年人称谓用字,在秦汉社会比较普及。"竖"又用作成年人贬称。相关现象,有益于说明当时未成年人的社会地位。     

秦汉时期“万岁”的社会内涵

秦汉时期,"万岁"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称谓,它被广泛地记录于正史稗记、简牍文书、秦砖汉瓦中."万岁"也是一个应用范围极广的称谓,下至普通民众上达"九五至尊"皆可以此相呼."万岁"更是一个社会内涵极其丰富的称谓,它既在欢呼雀跃的场合中抒发喜悦之情,也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寄托哀思之绪;它既是饮酒时必不可少的祝寿词,也是祈祷时不可或缺的吉祥语.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逐渐强化,"万岁"的社会内涵经历了一个由各个阶层均可使用的非等级称谓向仅限于皇族使用的等级称谓演化的变迁过程.     

走马楼竹简"小口"考绎

走马楼竹简所见"小口"称谓,透露出一些反映三国时期赋税史、财政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新信息,对于认识古代未成年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也是有益的."小口"一语见于<魏志>管辂故事,可知"小口"是当时通行称谓."大小口有差"的制度,在战国秦汉已经出现,历朝有所继承.由于资料所限,目前尚无法确知走马楼竹简"小口"与"大口"的年龄界定.或许可以通过走马楼竹简所见"小女"的年龄分析,获得一点参考信息.当时"小女"与"大女"的年龄界点应当在十五岁左右,如果我们推想"小口"与"大口"的界定也是如此,或许不会有大的差误.这一情形,当是继承了汉代社会关于不同年龄段人群有不同社会责任和社会权利的观念.     

全球史视野下的秦汉考古学体系重构

秦汉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秦汉考古就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和重视,先后编撰出版了一系列秦汉考古教材,但由于理论构建与体系建设的滞后,阻碍了秦汉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重新构建秦汉考古学体系已刻不容缓。全球史从一种编纂世界历史的方法演变成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新的视角,为从动态角度研究文化和历史变迁提供了新方法。在秦汉考古学体系的重构与建设中,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应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全球史的理论方法。     

《秦汉社会意识研究》评介

长期以来,学界对秦汉时期的社会意识这一层面关注较少。王子今教授《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9月）的出版则弥补了这个遗憾。该书是著者多年有关社会意识、社会观念研究成果的汇编,共包括23篇专文,大致集中于以下五个专题。     

中国古代墓志起源新论——兼评诸种旧说

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物资料,向来为相关领域文史研究者所重视.然关于墓志的起源.学界歧见纷陈,究其原因在于对墓志定义的模糊与论说角度的不同.综合来看,先秦时期仅是"志墓"观念的积累阶段."志墓"形式相对简单,"志人"意识薄弱;至秦汉时期,"志墓"形式趋于多样化,"志墓"观念与内容逐渐式微,而"志人"意识强化,墓志萌芽.     

春秋时期人物称谓研究CSSCI

《春秋时期人物称谓研究》是笔者主持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目前正处于中期研究阶段。现将项目的部分情况介绍给学界,以期能够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一、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和实际应用价值,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人物称谓是为了社会交往的需求而产生的,是对社会事实的反映,它是描写社会现实的某个个别方面的术语。春秋时期人物称谓的形成有着很深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以血缘为核心的＂家天下＂社会中,承担的是＂家庭＂结构中整体和部分的代表符号作用。     

湖北秦汉时期文房用品初探

<正>秦汉时期没有“文房”一词,其最早出自《梁书·江革传》,为官府掌管文书之处,此后历代皆有此称谓,最晚在唐代,古人用“文房”代称书房^①。狭义上,文房用品指与书房相关的书写、绘画用品,包括“文房四宝”及其他辅助性工具。文房用品是传递信息,书写汉字的必要工具,可以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②。本文通过梳理秦汉时期的出土材料,初步探讨湖北地区文房用品的演变趋势、时空特点、器物性质及社会背景等问题。在湖北,秦汉时期的文房用品主要发现有笔、墨、砚和削刀四种。通过收集材料并甄别,湖北秦汉墓葬共出土65件(套)文房用品(参见附表)。笔用竹、     

浅谈“贝带”

秦汉之际的传世文献中“贝带”一词多与装饰器物相连,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对胡式带具的称谓。但经过考古研究后发现、贝饰应该是战国、秦汉之际中原盛行的一类装饰方法,而“贝带”即是以胡式带为原型,以中原流行的饰物来装饰的腰带。     

评王子今著《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

秦汉时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秦汉的边疆与民族问题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王子今的《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就是这方面研究的最新力作。该书是作者近年来边疆史、民族史研究论文的整合。     

秦汉经济制度与大一统国家治理

<正>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秦汉经济制度也不例外,其作用重大,在大一统国家治理中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研究。一、秦汉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立的经济制度,奠基于商鞅变法以来的制度设计,大致奠定了整个秦汉时代的制度基础。为了维护和巩固秦汉王朝的统治,这套体系庞大的经济制度主要用以规范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经济权利与义务。沿袭先秦以来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秦汉国家设置了相应的制度规范。《汉书·食货志》称:"士农     

秦汉官吏称“主”与行政责任

秦汉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对某位或某些官员以"主"为中心的称谓界定。官吏称"主",反映出秦汉政府在行政运作中对相关责任人的主与次的区分,是对这些官吏"主要负责人"身份的特意强调。称"主"官吏通常处于统摄全局的职位或需要对某事直接负责,在行政运作中的地位较为核心,比其他官吏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就称代内容和层级而言,秦汉官吏称"主"主要指涉行政事务的具体经办者、经办者的直接领导、间接主管以及负有监管与连带责任的上级等等。秦汉政府通过称"主"来明确与这些岗位相关的行政责任,以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提高行政效率。     

出土秦汉三国区域资料统合研究的先行成果——评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

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一书综合利用长沙城市周边及市中心历年出土的简牍、文物等,讨论两汉三国长沙地方的自然、地理、交通、社会、文化等话题,史学观察的视角亦缩微至户口簿籍简所见普通民户,是秦汉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长沙出土简牍数量巨大,从发掘、整理到刊布,历时漫长;作者是北京吴简研讨班的早期参与者,本书所收录的31篇专题研究,皆诞生于共同研讨中,包含对吴简中众多新名词、社会称谓、身份以及许迪割米案的先行解读,在吴简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近年来,长沙吴简新资料刊布加速,东汉简牍大批新出,将其衔接起来,有望重构汉晋间长沙基层行政与地域社会图景,而研究却有所滞后;我们在认同本书保持"当时"学术地层原貌的同时,也期待作者能够"往而复来",在业已呈现的新学术地层中持续耕作。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183;史律》“学童“小议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史律》,有学者认为"对了解秦汉时期的教育及仕进制度及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新资料"。其实,《二年律令·史律》中涉及特殊社会称谓"学童"的文字,对于我们了解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的生活,也包含着有意义的信息。其中可见如下内容: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四七四)     

遝书新论——基于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J7⑥:6木牍的考察

<正>学界一般认为秦汉时期的"遝书"是治狱过程中传唤或逮捕涉案人员的文书。笔者在整理湖南益阳兔子山七号井出土简牍时,发现J7(6)∶6木牍是一件西汉初年的遝书,该简是目前所见秦汉文献中唯一一份完整的遝书。以此为据,不仅可以厘清"遝书"的文书形态,亦可明确此类文书的功能。     

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

学界普遍认为秦、汉的法律是法家制定的,其中并无儒家思想的成份在内,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始以儒家思想改变法律的面貌,以礼入法,中国法律经历了一个儒家化的过程。然而,将出土秦汉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可发现秦汉律的基本框架、原则和内容商鞅变法时已经确立。它是一部等级性法律,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等级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因此,秦汉律所蕴含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从其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而非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礼与法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对立的只是儒法两家的社会主张。战国秦以来法律所表现的等级性和家族主义就是李悝、商鞅等创制的不同于西周旧礼的新"礼"。     

秦代县级行政长官称谓及职权新探——以里耶秦简官署文书为中心

从里耶秦简官署文书中反映的情况来看,秦代称县的长官为"令",而秦简牍中所见"县啬夫"为泛指称谓的可能性比较大,并非是与县令不同职权的监理机构职官。里耶秦简中出现的"迁陵公",应该是战国时期楚地对迁陵县长官的旧有称谓,也可能是张楚时期对县长官的称谓。县长官的职能主要是掌管县辖区内所有的事务,包括民政、司法、经济等等,战国乃至秦汉县令所拥有的职权基本变化不大,而里耶秦简官署文书体现的主要是其司法职权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