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社教“四清”工作队

正1965年春,为响应党中央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号召,部队院校几乎全部停课闹革命。当时我所在的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政治部机关干部便随大批学员干部、教员奔赴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们工作队分配在该地区赤城县尤关公社,具体住在老王沟生产队。工作队共11人,其中地方干部4人,     

回忆李新先生

正我于1964年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先生也在近代史所工作。不过,当时还不到50岁的他,已经算是资历较深的老同志了,所以开始时,我基本见不到他。不久,整个学部都开始为到各地参加"四清"运动作准备,经常组织学习。其中有几次,李新先生来     

跟随曾希圣搞“四清”

曾希圣同志是一位闲不住的人。他像一团火,在任何时候都是壮心不已。在因为推行包产到户而赋闲两年之后,他要求参加“四清”。当时的“四清”正处于从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小四清”,向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     

我在大同县搞“四清”

20世纪60年代省里搞"四清",我正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上学。那时,省委党校学员学习的课堂在社会,"阶级斗争"是主课。我是1964年的秋天考入省委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省委党校有别于普通大学,是以党支部为建制的。我是在64级"培1支"。1965年秋,我们支部的学员,每两个人领了一套从部队退下来的棉军装,这是省委给到高寒地区搞"四清"的同志们专门     

亲历“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1963~1965年期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十条》和《二十三条》指示,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了由公安部和山东省公安厅组成的工作队,去山东曲阜姚村公社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工作。在当时和尔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参加“四清”工作对个人来说也十分重要,不仅要写进人事档案,连“户口簿”上都有记载。我的户口自1964年1至8月,曾迁移到曲阜又迁回北京。因为那会儿还没成家,是集体户口,由单位给统一迁出与迁入。若干年后,从户口簿变动栏的记载中,才知道当年搞“四清”,我是带着…     

"四清"纪事

1964年10月底至1965年6月初,我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海阳社教工作团,在山东海阳县搞了8个月的"四清".当时我只是一名刚刚步入大学校门一个多月的学生,如今回忆起那段经历,许多事情记忆犹新.……     

我参加的三次社教运动

第一次社教:听王光美介绍"桃园经验" 1963年秋天,我参加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叫"四清"运动.地委当时决定,在江苏省铜山县大庙乡进行试点,由地委第一书记刘锡庚、地委副书记梁公甫任正副团长,我和李鸿民任团部秘书组正副组长.参加秘书组的还有地办调研科的谢承进,铜山县委宣传部的芦道峰、刘步生和县委办公室的许超伦等同志.各个生产大队都派了工作队.当时搞"四清",主要是清经济,对象是大小队干部,几乎是人人过关.     

到十堰参加三线建设

正我从1955年毕业分配到一汽锻造分厂工作,就和汽车制造结下不解之缘。1964年跟随郭力厂长(调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调入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参与筹备汽车托拉斯工作。1966年春被抽调去北京市搞"四清",任北京汽车设备厂"四清"工作队长。一天下午,部军管会军代表找我谈话,要我参加102地区大三线二汽的建设。汽车局第一批下放人员除我之外还有于国光、梁读洲、关启仁、夏震祥、刘忠国和陈雪     

1972年贵工复课记事

<正>1962年我从贵州工学院地质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曾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名好教师,对业务要精益求精,决不能误人子弟。此后虽然也接触了少许教学工作,但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强化,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四清"、"社教"等运动的开展,尤其是"文革"的暴发,我们就     

赵树理教我写板话

1963年6月间,晋东南地委在长治市的黄碾人民公社曲里村(后划为潞城王里堡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试点工作。人民作家赵树理随"四清"工作队一起进驻了我们村,我也从长治五中毕业返乡当了本村的民办教师。"四清"动员会和各种大型会议     

1965年江西“四清”琐忆

<正>1965年我25岁,大学毕业后参军才三年多。这年7月至次年2月,我随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部组队去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参加“四清”。年初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四清”工作文件“二十三条”已公布,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中央办公厅与公安部队联合组队1965年6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要下乡参加“四清”,由中办副主任汪东兴（1916-2015）带队。毛主席让女儿李讷随队下乡锻炼。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     

爱读书的罪过

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卫恒指导下的镇安寨“四清”工作

1964年秋,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在全省8个县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定襄是开展“四清”运动的县之一,那时我在省水利工程总队工作,任省水总和文峪河水库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文水县修文峪河水库。省委组织部指名调我到定襄县“四清”工作团参加“四清”运动,报名后分配在神山分团,任分团党委成员、镇安寨大队“四清”工作队指导员,负责镇安寨的“四清”工作。     

我复查的三宗自杀案

1966年4月中旬,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老郑给我布置一项任务:把西宁市在城市"四清"运动试点单位中自杀的人统计一下,分分类:自杀的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自杀?有没有办法避免?他说,公安部要召开全国公安会议,研究城市"四清"运动中对敌斗争问题,我们要提前准备一些典型材料。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开始刮了,不久公安机关就被砸烂,所谓全国公安会议也不可能召开,我的调查材料也没有派上用场。     

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1964年上半年,我作为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到河北省抚宁县参加了正在全国开展的“四清”运动。40多年过去了,“四清”工作的一幕幕至今仍萦绕心头。40年后说“四清”“四清”是简而统而言之,其所含全部内容是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亦称“新五反运动”)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我国于1963年初至1966年“文革”前开展的一场影响很大的政治运动,已写入了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四清”的提出,源于“阶级斗争”深化的…     

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报告

小站地区在天津市的南郊,以出产小站稻闻名。小站也以出军阀闻名。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到小站接统"定武军",扩编为新建陆军,揭开了清军编制现代化的序幕,是中国军事史的重大转折。1964年,又因一个"四清报告"得到毛泽东赏识使小站闻名全国。据我所知,这是天津解放以来得到中央批转的最重要的文件,也是影响最坏的文件。我是这个报告的起草人,同时也在小站镇参加过3个月的"四清"工作,现将这一事件记述如下。     

我和《旅游纵览》的一段缘

<正> 性格爱好可能是天赋的,早在少年时代我就十分喜欢参加少先队的各种活动,从这个农村到那个农村去旅行,当时,还没有旅游这个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就读于广东省的重点中学佛山市一中,寄宿在学校,就爱结伴到佛山市附近郊游。当时常到学校的图书馆看书,阅读到全校仅得一本的《旅行家》杂志。我从中看到一些全国和世界的风景名胜,内心十分向往。如"尼斯湖怪"、浮力极大的以色列"海"等这些文章和模糊不清的照片,引起我的好奇和遐想:"要是有一天能到那里看看,该多好!"就象一位诗人的诗:"让我们年青的心插上幻想的翅膀"。可是,在当时,这简直是梦想!后来我从华南工学院毕业,从事技术设计工作,又从一般技术员到高级工程师。由于工作需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2002年退休前的几十年间,我到     

历经连云港两次社教

正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搞"四清",由于我在扬州师范学院实习期间,曾被抽调到扬州六圩、江都谈套工作队参加过社教,1965年夏毕业分配到连云港后,亦被安排到市郊云山、云台工作队工作一年多,尤其是历经连云港的两次社教,所见所闻所思,至今难以忘怀。那时我所在的这两个社教工     

“四清”亲历散记

20世纪的1964年至1966年,我参加了两次“四清”运动。那些时日,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我供职的某单位每次都“抽”我们几个最听话的人下乡参加搞运动。由于连年下乡,没有轮换,无任何补助,给我们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因为一旦下乡,个人就要带走全家生活费的三分之一。那时,工资普遍低,生活十分清苦。     

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正在贵州省兴义县捧鱼乍区乐作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11月初,四清结束,我与同事段正清回到贵阳市我所在的机关省公安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