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王圣明”说最高思想权威

一、"天王圣明"的思想意义在中国学界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道"与"王"是二分的,在儒家看来"道"掌握在孔子手里,因此孔子是最高的思想权威。这种看法从孔子在世时就逐渐兴起。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后来孟子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更明确提出"道高于君",孔子则是道的化身,自然也高     

《尔雅·释亲》王父王母考

正《尔雅·释亲》曰:"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1)王父、王母分别为祖父母之称。遍检礼书,确是如此。如《礼记·曲礼下》:"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2)《礼记·杂记上》:"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又云:"大夫附于士,士不附于大夫,附于大夫之昆弟。无昆弟,则从其昭穆。虽王父母在,亦然。"(3)看来礼书中出现的王父、王母,用《释亲》来解释是没有问题的。近年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等频频出土,其中亦有王父、王母之称。这些新出材料中的王父、王母,是否也都如     

南国有完璧

正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军事地位极为重要。"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汉书·地理志》),上可达巴蜀,下可通吴越,拥江湖之会,倚长江天险,攻守自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荆州之名源于《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盖即荆山之称而荆州名矣",后来一直作为地名或政区名称。从荆州地理环境看,"以地临江,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埠"(《水经注·江水》),因而又称江陵。     

《新唐书·地理志》东河府厘定

<正>《新唐书·地理志一》载:"同州冯翊郡有府二十六,河东府是其一折冲府。"(中华书局,1975年,第965页)罗振玉利用新出《大唐故申州罗山县令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之"嗣子前同州东河府别将无亏等"一句(《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80页)认为"河东府"误,应是"东河府"。(《罗振玉学术论文集》第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01页)张沛则认为罗振玉之判断错误,并结合史书详细论证,认为应是     

先秦儒家乐教的心性论基础

<正>儒家和乐有着密切关系。儒家以《诗》《书》《礼》《乐》为教,而尤重乐教。《论语·泰伯》云:"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98页)如学者所指出,乐是个体达到君子境界的途径,但是在"立于礼"的阶段,因要求以礼制情,生命中的情、理存在对立,道德修养还不坚定。因此,要达到个人理想的人格和"仁"的境界,还需要用音乐陶冶性情,情理相融,形成道德情感,从而克服情、理的对立,使之归于谐和统一,从而成就     

《尚書》“董之用威”辨正

正《左传·文公七年》引《夏书》"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杜预注:"董,督也,有罪则督之以威刑。"旧多从杜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祭公之顾命》简12有"■之用威",整理者亦以杜注《左传》为据,将"■"读作"董"。(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页177)我们认为,"董"当读作"动",训作震动、惊惧。简本《祭公之顾命》为《逸周书·祭公解》的战国写本,与《夏书》皆属於《书》类文献语言,可相合观。清     

《方舆胜览》辨误一则

<正>中华书局点校本《方舆胜览》卷70利州西路同庆府"建置沿革"载:"唐复为成州,又改为同谷郡……收复之后,复置成州。朱梁改为汝州。"(中华书局,2003年,第1221页)此"汝州"当为"汶州"之讹。考诸史志,陇右不曾设有汝州。《旧五代史》所记汝州属河南道,在今河南省境内。《新五代史·职方考》载:"叶、襄城,故属许州,唐割隶汝州。"(中华书局,1974年,第742页)此事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此汝州亦即河南之汝州。     

鲜卑“季春大会”之“作乐水”考辨

通过对文献考证、鲜卑遗址和遗物分布以及西拉木伦河与新开河河道属性的分析,认为《三国志·魏书·鲜卑传》及《后汉书·鲜卑传》所言的"作乐水"(饶乐水),是今西拉木伦河及下游新开河的统称。鲜卑"季春大会"之"作乐水"(饶乐水),应为位于今通辽市境内的新开河,而非西拉木伦河。     

作家原指管理家务

<正>最早的"作家"是管理家务的意思。此语入书见于《三国志·杨戏传》:"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晋书·食货志》载:"(汉)桓帝不能     

汉昭帝“耕于钩盾弄田”考

<正>汉昭帝"耕于钩盾弄田",应劭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臣瓒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宫中。"师古曰:"弄田谓宴游之田,天子所戏弄耳,非为昭帝年幼创有此名。"(《汉书·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9页)后代学者在称赞汉昭帝九岁亲耕行为之余,指出耕于钩盾弄田与戏弄、儿戏有关。如:宋代王禹偁认为:"耕钩盾之弄田,但矜儿戏……"(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古赋·籍田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台北:台湾     

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尽管明代的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     

崇州出土金冠

<正>中国古人认为,首是人最重要、最醒目的部位,即"首对身,首为尊"(见陶谷:《清异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5年)。"首服"指戴于人头部用以保暖、遮蔽、装饰之物的总称。清张英《渊鉴类函》卷三七○:"首饰,冠也。""冠"是古代头上装饰的总称,在《淮南子·修务训》、《荀子·非相》、《论衡·是应》、《墨子·明鬼》等书中均有记载。历代的礼仪制度也对首服作出了具体的规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

<正>新文化运动之"新",不在"民主"与"科学",而在个人主义。按照胡适的观点,"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郁达夫亦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郁达夫:《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5页)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思潮,即这种"个人的解放"和"‘个     

试析旅顺博物馆藏乾隆官窑彩瓷

<正>乾隆一朝六十年(1736-1795年),景德镇名师云集,督陶官成绩斐然,瓷艺空前繁荣,是清代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饮流斋说瓷》中言:"至乾隆则华极矣,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而古朴浑厚之致,荡然无存。故乾隆一朝为有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也"(叶喆民译:《饮流斋说瓷译注》,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古铜器考》一书亦赞日"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乾隆     

“宗子维城”与善鼎“宗子”解诂

正先秦两汉文献"宗子"一词,其意涵早晚有别。"三礼"中的"宗子",如"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礼记·内则》)、"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等,其与"宗妇"或"支子"对文,含义明确,专指宗族首领无疑,此为大家所熟稔。但在时代更早的文献中,如《诗·大雅·板》"宗子维城"之"宗子",所指则为宗族内的子嗣。研究者对后者的认识还相对模糊,且与"三礼"宗子常相混淆,故须作别白。     

《春秋》、《史记》比较论──兼谈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前期的两种形态

《春秋》和《史记》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部经典著作。关于两者的关系,自古至今,人们论述颇多。不过,在封建时代,由于《春秋》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具有特殊的地位,故历代学者的探讨多集中于《史记》是否合《春秋》之义的问题,并由此发生激烈的争论。如班彪、班固父子认为,《史记》“论议浅而不笃”,“是非颇谬于圣人”,没能“依《五经》之法盲,同圣人之是非”。①宋人黄震更尖锐地说：“《春秋》,百王之大法尽在是。今迁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已弃,而迁文足以诏世,遂使里巷不经之说,间亦得为万世不刊之信史。”②而晋人袁宏则认为…     

汉代墓地祠堂研究

两汉时期,墓地祭祀普遍.《论衡·四讳》记有:"古礼庙祭,今俗墓祀.……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汉书·朱邑传》亦载:"起冢立祠,岁时祠祭."帝王陵墓建有陵(祠)庙,另有寝殿、便殿等设施,其他等级墓葬则修建祠堂以供祭祀,渐成风气,"广种松柏,庐舍祠堂"(《潜夫论·浮侈》)、"中者祠堂屏阁"(《盐铁论·散不论》)、"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汉书·龚胜传》).祠堂还有享堂、食堂、斋祠等名称,随着推广普及,其作用也得到延伸,蔡邕在《郡掾吏张玄祠堂碑》中即言:"先考积善之余庆,阴德之阳报,乃于是立祠堂,假碑勒铭,式明令德,以示乎后."[1]关于汉墓地祠堂,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汉墓地祠堂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说以先民”当作“说以使民”

<正>今本《周易·兑·彖》:"说以先民,民忘其劳"中的"先民",汉晋典籍征引均作"使民"。如《诗·豳风·东山》诗序:"说以使民,民忘其死。"《论语·子路》何晏注引孔安国曰:"《易》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左传》昭公六年:"教之以务,使之以和。"杜预注:"说以使民。"《文选·陆机·五等论》:"故《易》曰:‘说以使民,民忘其劳。’"《尚书·旅獒》:"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伪孔传:"以悦使民,民忘其劳,则力尽矣。"(1)     

尊“性”大“名”——以“尊”为例看考古遗物的命名与定性研究

<正>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意思是: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合理并使人信服,不能以理服人,事情也就办不成了。……所以,君子必须重视名分的正当性、行事的合理性,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由此可见,"名"对世事万物之重要。名与实又密切相关,《庄子·则阳》云:"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名者,实之宾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