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乡村组织研究》读后

宋代乡村组织,是深入理解宋代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宋代社会的一把“钥匙”。由于宋代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转型时期,探讨这把“钥匙”就具有了特别鲜明的学术意义。谭景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撰成了47万字的《宋代乡村组织研究》一书,于2010年4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付梓。通读之后,感觉该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近年来宋代社会救助研究概述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救助发展创新的重要阶段。官办救助机构实现了多样化、制度化、规范化。民间救助意识增强,在城市、乡村、社区和地方,参与主体广泛,活动形式多样。回顾宋代社会救助发展研究成果,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有着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试说乡村社会与中国佛教寺院和僧人的互相影响

中国古代的乡村寺院之社会作用有别于那些在城市或"名山"中的寺院。鉴于在古代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乡村民众的信仰成了宗教在社会存在的基础,所以乡村寺院对佛教的社会作用至关重要。这些乡村寺院和当地社会互相影响,寺院作为地方民众的重要公共场所,促进了农村的文化经济、习俗信仰和慈善事业,地方社会则影响寺院的僧人和信众之素质、宗教形态,甚至寺院建筑。     

漆侠教授来河南大学讲学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宋史学会理事、河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兼宋史研究室主任漆侠教授,于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应河南大学历史系邀请,来校讲学。三十多年来,漆侠教授在史学研究中勤奋耕耘,成果丰硕,著有《秦汉农民战争史》、《隋末农民起义》、《王安石变法》、和论文集《求是集》,近著约百万字的《宋代经齐史》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集作者几十年之心力,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对我国古代、特别是宋代的社会经济做了深入的探讨。漆教授这次重点讲述了《宋代社会》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在我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宋代社会经济制度》、《宋代的土地制度》、     

赋役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唐后期乡村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治理关系密切。唐代是赋役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唐后期赋役制度变迁亦开启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结构性调整。对此,学术界已经在乡官到乡役的变化以及两税法与乡村制形成上取得了诸多成果。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论略

正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权力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是理解乡村社会运转模式的关键性环节。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乡村及乡村社会?二是如何理解权力及权力体系?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乡村,往往是与城市相对的,是在唐中期真正意义上"城乡分离"后才出现的概念。之前有唐前期的"村坊分治",还可以追溯到其源头:商周时期的"国野分治"。在从"国野分治"到"村坊分治"的2000多年中尽管有社会阶段的更替和朝代变迁,     

论题归纳、史料解读与史学的论证表述——评《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

《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以下简称吴著)一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均田制崩溃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乃吴铮强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宋代科举与乡村社会》的基础上,经由史料的扩展以及论题的提炼修改增益而成。就该书之宏观议题设定     

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

大致以王安石变法为分界点,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宋朝政府在乡村中增加了大量协助地方政府工作的管理者——以吏民身份在官府服徭役的乡役人,即乡役人的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倘若以唐宋对比,这一增长更加明显。这是宋代也是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的一大变化。它反映出在国家财政困窘和基层社会混乱的巨大压力下,两宋出现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倾向,由此,也可以显现出唐宋之际社会和经济领域发生的一些变革。     

近10年来宋代农民生活状况研究综述

随着对宋代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乡村社会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对构成宋代乡村社会的主体——农民的研究,逐渐突破了传统视角中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土地制度等内容为重的现象,而更加关注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社会生活,以及观念,行为,生存状况等多方面,力图还原宋代农民真实的生活场景。鉴于此,本文就对近十年来宋代农民生活状态的研究作一个综述。     

《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评介

正围绕唐代城市史的研究,曾诞生过唐宋之际城市变革、"封闭—开放"等理论,经过多年积淀,逐渐走向系统化;相形之下,与唐代乡村相关的学术议题,在中国中古史领域,尚为一片"草莱未辟"之园地。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聚落形态的差异之外,城郭与乡村为"连续统一体",时刻处于互动中,而乡土性是广大基层社会的底色。     

略论宋代转运使与监察职能的关系

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宋代则是古代监察制度系统化和完善化的时期。其既加强了中央监察体系,又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监察力度,设置路一级的中央派出行政机构,又赋予了路级转运使监察权力,确立了上监督下、下监督上、左右互相监察的体制,是宋代的一大特色,具有划时代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通过对宋代转运使的监察职能及其作用的初步研究,阐述宋代地方监察制度对我国古代社会监察体系发展、完善所起的作用,为我国当代行政监察制度及现代化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2014年宋史研究综述

<正>2014年中国大陆宋史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专著、文集有30余部,少于往年;论文有600余篇,与往年持平。限于篇幅,现将本年度宋史研究择要介绍。政治史研究。近两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以笔谈形式组成的专题讨论逐渐增加,有些产生了良好效应,拓宽了研究视野。《史学月刊》第3期借助邓小南教授教育部项目"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学术平台,刊载了一组笔谈:黄宽重、王瑞来等学者讨论了丰富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内涵、拓展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路径等议题。刘     

"十五国风"系列地图研究

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基本局限于绘本地图,对于数量庞大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缺少重视,其中以"十五国风"为主题的地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主题的地图在宋代以来的古籍中长期延续,但又不断发生着变化,对其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绘制年代的判定与绘本地图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对十五国风系列地图的分析,说明印刷术造成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在宋代的爆发性增长,并且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积累和发展进程,但与今天创造知识的速度相比,中国古代创造新地图(知识)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缓慢的。     

两宋时期的兴亡论及其研究价值

兴亡论是中国古代史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古代兴亡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至两宋时期,兴亡论异常活跃,不仅在频次、规模上大增,一些常规议题也得到非同寻常的讨论,整体呈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两宋时期的兴亡论不仅映射出宋代的众多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突出地位。可以说,两宋时期的兴亡论是中国古代兴亡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高峰,它对于宋代历史、中国古代史论和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都具有独到的价值。     

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完善程度、修史机构的合理设置还是修史成就之高都超越前代。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政治管控较为开明,经济文化繁荣,民众言论相对自由,这些因素为官、私修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研究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史家秉持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进行史籍的编修工作,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朝廷政府意志对史家的影响等,也有助于更好地运用和鉴别宋代史籍、史料,正确把握宋代历史的发展与演变。     

从宋辽关系论古代中国国际法的滥觞

论述古代中国国际法起源于宋辽时期,可以从古代中国民族国家萌芽产生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站在宋代是中国"民族国家"的起源和萌芽的角度,我们才能认为宋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活动是古代中国国际法的起源。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评介

<正>近代学者、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68页)国学大师钱穆也有"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的说法(《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7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4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更是广为人知。正因为此,学界对于宋史尤其宋代政治史的研究可谓用力甚勤且成果     

《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正>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38万字,60元无论是历史的中国还是现实的中国,乡村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领域,因为它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走向。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已出版《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等著作。这部专著,是作者近些年来围绕"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所进行的探讨。首先,以华北为中心,阐述了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并检讨     

徽州文书与徽学

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 ,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 ;没有徽州文书 ,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州文书现存约 2 0万件 ,内容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 ,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