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卫与明清华南宗族研究

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

宋明以来宗族制度形成理论的探讨,似可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为界,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前一个时期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封建社会形态视野下的近世宗族农村公社论、族权论、宗法思想论、土地关系制约论四论;在后一个时期,则从研究问题的实际出发,对前一个时期的理论基础有所突破,主要反映在宗族民众化、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的"三化"、国家认同论、宗族乡约化以及对宗族形成原因的综合分析方面.把握近世宗族制的形成及其性质,将近世宗族与中世世家大族加以比较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在封建社会后期理论影响下的宗族比较,共同之处在于宋以前的宗族与社会具有身份性,是世家大族掌控社会;宋以后的社会具有非身份性,普通官僚与民众地位上升并拥有宗族.新的研究注意到中世世系重视女系的问题,对于当时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论下对于中国中世社会的研究,提出了贵族制、豪族共同体等理论,也值得借鉴.我们应当把宋以后宗族形成问题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重新加以审视,关注宋明以来宗族的新与旧、南与北、官与民、国家与宗族、守旧与创新等问题,进一步充分占有资料,改进解读资料的方式,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近年来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文章对2009—2014年间有关明清时期宗族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综述,首先论述了综合研究,再依次介绍北方、长江中游、江南、闽粤不同地区宗族的研究。作者认为学者多采取地方史的研究策略,探讨不同区域的宗族,个案研究数量最大。已有的一些宗族理论得到验证并拓展或进入新的综合表述。明代中后期宗族研究迅速发展,对其原因的探讨也有新看法。"宗族建设"与"宗族组织化"的研究在增长,这是对于宗族制度研究的活化。作为地域性宗族,学者对宗族的自治性问题有着持续性关注,这与对民间社会的存在形态和社会治理的思考不无关系。     

围垦活动中的水域产权纠纷与宗族、跨宗族联合——以民国时期湖北樊湖水域为例

光绪年间,震惊朝野的樊口闸坝事件最终以朝廷下令建闸筑坝而告一段落。1925年樊口大堤修成后,水面淤生大量农田,刺激着水域上灌溉用水权、湖地种植权与湖草收益权等业权形态的发展,这些业权由明初以来便扎根湖区的渔户宗族所掌握的捕捞权中衍生而来,业权的确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湖业的买卖;一是通过协商或打官司而形成的"湖规"。由于水域不易分割,在湖区已经形成"宗族—同业甲内的宗族联合—全湖宗族联合"的社会群体序列,虽然内部多有矛盾,但对外部而言,水域社会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水面淤生成田,原本的社会运行规则依然延续,这一状况导致外来者若非实力雄厚则很难为业已成形的湖区社会所认可。因而,樊口闸坝之争应当理解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湖区群体对外来者的排斥,而不是渔农等不同生产行业间的矛盾。     

清明会与宗族结构——以民国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为例

清明会是华北乡村比较普遍的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河北栾城县寺北柴村的清明会比较典型,同一个宗族以"院"为中心有若干清明会,它强化了宗族分化的局面。清明会的组织方式是平等与不平等并存。它既保证了普通族众参与祖先祭祀和聚餐的权利,又在管理架构上维护了精英群体的支配地位。与此相对应,清明会在实际运作中,既要满足宗族福利的需要,同时也不得不追求经济效益,以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清明会是透视华北乡村的宗族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角度。     

明代多籍宗族的形成与赋役承担——以福建晋江沿海地区为例

明初以来,福建晋江沿海地区灶户编佥、军户登记及垛集、抽籍等都未设定明确的地理范围,使得当地出现灶户、军户和民户杂居共处,甚至一家多籍的现象。与之相应,当地明代所建宗族普遍拥有灶、军、民等户籍。多籍宗族往往形成多个赋役团体以应对各类赋役,赋役的具体承担方式则与户籍的构成情况相关。一般而言,由独立登记户籍的各支派构建的宗族,赋役归各派独自承担;由同时登记了军、民、灶等户籍的人群构成的宗族,赋役由族人通过多种协议共同应对;户籍若由不属于同一宗族的群体构成,户下多个宗族或势力必须共担赋役。户籍登记与赋役负担之间的关系,也可能因势豪将赋役摊给弱小群体而改变。     

簿上的宗族,礼下的过法:基于华北丧礼簿的微观分析

宗族仪式团体的形成依赖于亲属关系的网络化机制及其运作过程。礼簿是宗族仪式团体的重要载体,形成了一种基于"五服"原则的"簿上宗族"。这种仪式兼经济团体与宗族谱系和墓祭仪式既相通,又有别,它既超越个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观念,又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之一。     

从弥散型宗族到点缀型宗族——以浙江省福佑村鲍氏宗族为例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族文化,其产生和变迁的过程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由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宗族文化经历了由崇高到世俗,由实体到象征的变化,宗族与村落社会的关系也与这种变化相伴随。这种变化,概括地说,是由一种弥散型的宗族转变为点缀型的宗族。这种类型归纳的意义在于,对于具有弥散性的点缀宗族我们可以通过宗族意识唤醒人们的集体意识,村落意识。而对于纯粹的点缀型宗族,则要防止潜在的宗族力量变为显性的社会力量,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中华文明“连续性”形态形成的原因——从西周的宗法制度谈起

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有其独特的自身条件,那就是宗族血缘社会形态的连续性。这一特殊社会形态连续而稳定的存在,产生了对家族伦理价值和政治伦理价值的恒久需求。在这个基础上,儒家建立的道德体系,成为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念的主体。宗族血缘社会和传统价值观念,也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体之两面,共同促成了一种"连续性"形态的文明。而肇端于西周的宗法制度,不仅奠定了宗族血缘社会的基础,而且派生了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形态的形成具有根源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家族史研究述略

家族或称宗族,这个作为具有东方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它虽然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组织,其由家族产生的族权,也就成了国家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有系统的作用于某一方的权力。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认为"家族"和"宗族"这两个概念在古人的认识中不完全一致。本文对"家族"采取较宽泛的定义,包含"家"与"族"两个含义,"家"指"家庭",是同居共财的近亲血缘团体;"族"则指"家族"(小功至缌麻同出曾、高之祖而不共财)与"宗族"(五服以外共远祖之同姓)。因此,本文有关家族史研究的介绍涵盖了家庭、家族、宗族三个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问题日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家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明代的家族研究也是如此,不断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面世。笔者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要的总结(其他酌情介绍)。     

清代宗族祖坟述略

清代宗族的祖坟,被视为安放祖宗体魄之所,地位崇高;虽为民间之事,没有像皇家山陵那样的体制,然也多所规范,墓穴空间布局,在理想的条件下遵行昭穆制、房支葬区制和坟丁护坟制.宗族视维护祖坟为重大事务和重要活动内容,成为宗族建设的重要环节,培土护林,竖立碑石,绘制坟图,载入族谱,反对盗卖坟山田地林木,不惜破财打官司;感念祖宗功德遗泽,设置祀田,进行持久不懈的墓祭.祖坟的存在令族人由观念上的祖宗认同,进到组织上的建立清明会之类的团体,令族姓的天然血缘事物变成为宗族社会群体,成为宗族的一种载体,与祠堂、祀产、族谱共同构成宗族实体元素;祖茔还能为宗族编纂族谱提供实物史料.北方宗族不被学者看重,若给祖坟以应有的地位,以之为视角观察宗族史,可知它是北方宗族存在和活动的特点.     

从草洲到码头:咸同以降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与码头经营

在江汉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宗族组织发展与水域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以往研究表明,清中期及以前的江汉平原,对湖产和垸田的争夺是该时期宗族组织建设的主要诱因和推动力。但对晚清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宗族的研究并未延续前述思路,多从近代化的角度予以阐述。从晚清民国时期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江汉平原宗族组织如何适应、利用新形势来维护和延续业已形成的"业权"所属。从湖产、垸田争夺到码头开发,构成了清代以来江汉平原湖区开发的历史缩影。     

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展示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及的时间差与区域分布,地域性宗族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最有挑战性的是华北宗族研究,北方宗族形态的特色日渐清晰。受到乡约保甲的深刻影响,明代宗族乡约化,清代宗族受保甲影响出现族正,在闽台地区深入基层社会。宗族研究不应忽略族学、书院等地方文化内容。宗族的形成发展也与移民、开发联系在一起,祖先传说的故事结合地方社会才能深刻理解。解析祖先故事成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途径,族谱世系的早期部分也焕发出新的资料价值。田野调查与改变解读史料的方式在宗族研究中十分必要。     

青田侨乡朱氏宗族重建与文化记忆研究

论文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探讨了浙江青田下村朱氏宗族运用文化记忆重建宗族的微观过程。研究发现,朱氏宗族通过群体组织朱氏大宗理事会,重新构建有关宗族记忆话语,运用"认同的凝聚物"和"固定的点",即文化记忆中特定历史人物与事件构建集体记忆,并将这些记忆用无形或有形的"客体化的文化"表现出来,如始迁祖墓、祠堂、纪念碑亭和无形的始迁祖传说、纪念仪式等,重建宗族。同时将宗族的文化记忆与侨乡地方记忆和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紧密相连。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理解侨乡,丰富侨乡研究,加强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先、侨乡和祖(籍)国的联系,完善侨乡地方社会治理。     

观念的宗族还是实体化的宗族?

正20世纪中国汉人社会的宗族研究,史学界主流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支撑的社会分期论,在国内表现为革命话语下的封建社会形态论,在日本则表现为近世社会说和唐宋变革论(常建华:《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氏著:《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23～25页)。就文献资料而言,"宗族"二字连用很早就已出现,秦汉以降的史籍中亦不乏见,学者们     

近十年宋辽金元宗族研究综述

宋辽金元宗族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了数部学术水准很高的专著。台湾的宋代宗族研究尤为突出,深入探讨了宗族与科举、婚姻的关系,阐述了宗族在地方社会的作用以及保持强盛的机制。辽金宗族研究也取得了不小进展。宋辽金元宗族的研究,需要将宋辽金元各时期宗族与明清时期的宗族连在一起,注重宗族与社会历史断裂与连续的关系,进行长时段研究。加强地域性宗族研究,开展宋元时期不同地域宗族的比较研究、宋元与明清宗族的比较研究也是必要的。     

试论生女真人的宗族文化(上)

隋唐时的靺鞨人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开始逐步形成宗族部族组织;之所以被称为靺鞨,是源自其社会林立的宗族组织谋克。女真人作为靺鞨人的后裔,以几十个富强的宗族谋克为核心组成几十个部族。这些宗族部族社会组织在形成古代民族并建立起国家之后,便转化为猛安谋克国家组织。长期以宗族谋克为本位的女真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宗族文化,并渗透到女真社会的各个方面。     

基于主姓宗族的聚落空间研究——以江西省吉安市富田古镇为例

<正>一、宗族结构与古镇空间(一)"宗族"与"房"1、宗族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块基石,它早在以西周为代表的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就已确立。"宗族"是一个有确认的共同祖先、统一的祭祀仪式、共同的财产、并可分家族、房份、支系等组织系统的继嗣团体。宗族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西周、春秋时简称"宗",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早在1919年     

宋代宗族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

在唐宋变革的社会大背景下,宋代宗族处于明显的变动过程中。这种变动过程,在不同区域内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北方地区传统上是宗族势力相对比较强的地区,但进入宋代,宗族形态相对松散,在新式宗族组织形态建设方面,明显落后于东南地区。其特点是:崇尚同居共财,注重亲族间的经济互助;祖先崇拜观念较强,注重宗族成员间的亲情关系;宗族关系与乡党关系相纠缠,血缘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相纠缠;富贵家庭在宗族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东南地区在宋代"敬宗收族"宗族组织的建设方面表现突出,新的组织方式和手段不断涌现并得以迅速发展,比较明显地具有以下特点:宗族聚族而居比较明显;宗族公有财产建设成效显著,注重以经济手段收族;宗族组织手段较为齐备。四川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历史原因,在宗族发展方面有其自己的特点:宗族内部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族注重在社会上的等级地位,有较强的门阀等级意识;宗族组织手段相对齐全。宗族发展的地区差异,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唐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平衡,传统政治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人口迁徙带来的多种影响以及地理环境和经济开发情况不同对宗族社会功能的不同要求。     

古代大族研究的省思与展望

正历史的车轮一直到20世纪,中国依然是个宗族制特点颇为浓厚的农业社会,聚族而居是传统中国民众生活的主要方式。按照历史阶段及其特点来划分,学界通常有"上古的宗法贵族""中古的门阀士族""近世的缙绅宗族"三种不同称呼,这是对各阶段大族特点所做的大致概括。事实上,其彼此间存在交叉之处,如贵族、宗族也适用于其他阶段。上古阶段时代邈远,文献寡少,暂置不论;后两个阶段,资料逐渐增多,研究相对深入,但也存在若干问题。兹就大族之地方性、谱系断裂与同姓杂合、胡姓问题等三点略作探讨,以就教于学界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