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六朝时期的邸

关于“邸”,前辈学者多有述及,如王国维、唐长孺、张弓等先生都对此做过较为细致的分析,在当代学者所撰写的论文中也有所涉及。但是对六朝时期各种“邸”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对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并对有关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早在汉朝时,历史文献中就有了邸的明确记载。这时候的邸主要分为蛮夷邸与郡国邸两种,是西汉在长安设置的接待四夷蕃客和入京诸侯的专门机构(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史学月刊》2000 年第 3 期)。唐长孺先生还认为一般的乡人有的也可以寄食邸中;而且到了东汉以后,邸的名称更为推广,至迟在东汉末年市上的…     

秦代属邦与民族地区的郡县化

属邦是秦针对境内少数民族设置的管理机构,在秦统一六国前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属性,管理归服的"臣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统一后,属邦与内史、郡平级,主要在陇西地区辖有县、道,管辖界内蛮夷和秦人。秦统一前,在属邦之下由"臣邦君长"统辖"臣邦人",袭用原有的统治方式;统一后,相应称谓变为"蛮夷君长"和"蛮夷"。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后,境内蛮夷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官吏行使管理职责,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道中蛮夷本有缴纳賨钱即免徭赋的政策,但随着时间演进,蛮夷被征发屯戍,实际上同于编户,故徼内蛮夷的编户化也逐渐达成。     

文明对话视野下长江流域"蛮夷"文化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碰撞——以春秋时"吴来征百牢"及吴、鲁国家关系为例

夏、商、周三代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均在黄河流域。由地缘关系而导致的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吴、越、楚等,在中原史官掌握着话语权的文献记载中均被记为“蛮夷”。对东周时期地处中原的诸侯国与地处长江流域的“蛮夷”国之间的文化交融乃至冲突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地域文化产生早期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互动情况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华夏本体文化交融过程的深层次研究。本文分析夏、商时的“五服”和周代时的“九服”,并以春秋时期中原文化的代表性诸侯国——鲁国与“蛮夷”国家的吴国之间的军事、文化冲突为例,论述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蛮夷”文化冲突的形式与渊源。     

试析西汉"道"的分布与变化——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谈起

本文首先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和《汉书·地理志》所载"道"的名称、数量作了比较,然后分析了汉代前后期"道"的设置变化,认为汉"道"基本承袭秦制,在中央对"蛮夷"地区控制力较弱的武帝之前,"道"的设立与复设频繁,而在武帝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之后,"道"基本上一直维持着较稳定的状态。     

晋侯苏编钟所见的西周巡狩行为

晋侯苏编钟铭文反映了西周巡狩行为。铭文中"省"即是周王的巡狩,与征伐蛮夷戎狄的军事行为相关。铭文反映的巡狩折射出西周晚期政治的种种特点,如蛮夷戎狄叛乱频繁,王权衰落,周王不得不进行挣扎,王师的战斗力下降等等。晋侯苏这样的大诸侯是周王巡狩的武力支持,他们有权力控制蛮夷戎狄,但仍臣属于周王,他们与文献中的"方伯"有共同之处。     

也谈宜城楚皇城出土的二方印章

《江汉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发表了《谈宜城楚皇城出土的二方印章》一文(以下简称《印章》文),对出土的“中左偏将军”及“晋蛮夷率善邑长”印的官制沿革、地位,以及时代进行了较详的论述,读后颇有收益。但我对《印章》文中关于偏将军一职始于新莽,“偏将军”一称为武职,西汉无此官号;偏将军官秩应与大将(军)同;“晋蛮夷率善邑长”印中之“蛮夷”当为南郡蛮。这四点有不同看法,想提出来与《印章》文作者商榷。     

元代湖广行省溪洞地理环境下的蛮夷官制

元朝在湖广行省的西部(今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设置15个特殊政区安抚司,通过安抚司对溪洞民族群落进行招抚,对归附的溪洞寨落进行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整合,设置为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蛮夷官",允其继续统领溪洞民族群落,归属于15个安抚司统辖,形成安抚司——夷官管理体系。这是一种以地域与民族群落混合的管理模式,是元代创设的民族群落与地域结合的民族群落地方基层组织,元朝从而实现了对历代王朝未能深入的溪洞地区少数民族群落的控制和管理。     

汉代“边民”的族群身份与身份焦虑

汉代边民身为编户齐民,却与"蛮夷"杂处;名处"华夏"郡县,却居于帝国历史与现实中的"夷区";来自中原,却渐染"蛮夷风";既隶属于边郡政府,又未能完全摆脱其他边境势力的影响。凡此种种,使得边民有着不同于"内郡汉民"与"塞内蛮夷"的族群特征和群体心理。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边民特殊的介于华、夷之间的族群身份。在边疆危机时期及进入华夏中心后,此种身份能够促使边民产生关于自身身份的焦虑。为应对与消除焦虑,各地边民精英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是专门接待明朝使臣的馆舍.围绕太平馆的接待职事,朝鲜设置迎接都监都厅,下设"六色"及各司负责使臣的生活起居,户曹、兵曹、工曹等衙门分别配合,负责财务、保卫、修缮、供给等项事务.太平馆内主要举办接待明朝使臣的各种宴会并进行贸易洽谈,是朝鲜王朝与明朝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机构,具有"崇华事大"的象征意义,对维护和发展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晋“和戎狄”评议

春秋之世,“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若无对付蛮夷戎狄的正确策略,不唯不能致强,而且难以图存。故诸夏各国除以武力攘伐而外,也常在政治上与蛮夷戎狄结盟。其中,晋“和戎狄”贯彻实施较力,非常值得一书。     

张家山汉简“蛮夷律”辨正

两汉时期的律法中不存在以"蛮夷律"为名的律篇,张家山汉简"毋忧案"中涉及蛮夷男子被征发的内容,应断读为"南郡尉发屯,有令变(蛮)夷,律不曰勿令为屯"。"勿令为屯"的法律很可能来自目前未知的律篇或律令条文,只是涉及蛮夷而已。毋忧被征发并不是服"徭役"或"兵役",而是国家在特殊时期采取的应急措施。     

敦煌郡在西汉经营西域中的战略定位——以敦煌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政府设置敦煌郡,与其经营西域及打击匈奴的战略关系密切。西汉设置敦煌郡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与隔绝羌胡通道,以此实现压缩匈奴生存空间的战略目的。敦煌郡设置后,在西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至少发挥着三种作用,即：物资存储与转运、驻军及将卒中转、迎送接待往来使者。敦煌郡仓库设施与水陆交通设施的建设,为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又成为敦煌郡供给驻军、迎送接待等工作顺利展开的前提,而这些都巩固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作为汉朝西陲重要战略基地的敦煌郡,在西汉政府经略西域过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敦煌出土汉简,尤其是悬泉汉简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元“回回哈的司”研究

唐宋时期 ,政府在广州等地“蕃客”聚居区 ,设政教合一组织“蕃坊” ,由蕃长依本俗法 ,自治其徒。蒙元时数以万计的域内外的穆斯林进入中土 ,元朝政府设“回回哈的司”处理回回人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大小公事。“回回哈的司”的行废与元代政治息息相关。     

吴勉领导的反明起义

朱元璋推翻了元王朝,自己从被统治的地位登上了明朝统治者的宝座,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更严厉的统治。洪武二年(1369年)命辰江卫指挥副使刘宣武率兵进攻黎平侗区,招降潭溪等洞官,授予原职,“稽其土官士兵、赋税差役、驻兵防御。”次年,八舟、洪州泊里等纳贡,并将元置军民长官司改为蛮夷长官司。名为蛮夷长官司,实则是就随军有功者授职,对洞民横征暴敛,激起古州(黎平属地)等洞民的反抗。     

宋代的邮传制度

邮传制度,是中国古代承担接待过往官员、使节和邮递文书的交通制度,又称邮驿、驿传、传驿、馆驿等。这种制度出现于殷商时代,到宋代已空前完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宋代的邮传制度具有鲜胆的特点。邮传制度自产生以后,其接待和邮递两种职能一直是分合不定的。全国普遍设置递铺,专门承担文书传递任务,所使用的人力主要是士兵,实行军事化管理,只是在人手特别紧缺时才雇民夫。驿与专门供行人住宿的馆驿合并,成为接待以官员为主的公差人员往来的机构。驿馆与递铺的分立使原来…     

试论唐代的蕃客及蕃坊的建立

唐朝时期,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来华经商,这些人被称作"蕃客",他们大多聚居于长安、广州、扬州各口岸.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日益增加,便有了"蕃坊",唐朝政府也在蕃坊中设立了管理机构来解决蕃坊中一系列的问题.     

明朝会同馆论考

明朝建有会同馆作为专门接待周边四夷朝贡使节的馆舍与机构。会同馆还是中央政府与四夷贡使进行经济贸易的场所及四夷贡使了解华夏礼仪化的场所。会同馆是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建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设置,对维护和发展明王朝与周边各族的关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雍和三绝”与乾隆洗三盆

雍和宫在佛教丛林中占有首屈一指的位置,与雍和宫两次作为“潜龙邸”不无关系。因此“绝”事,“绝”物,“绝”闻也多。     

《汉书·地理志》“道”目补考

西汉一代,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相当于内地县一级行政单位———道,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有蛮夷曰道。”《后汉书.百官志》亦云:“凡县主蛮夷曰道。”根据《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后序,西汉末年“道三十二”,但同书在所述各郡之下,共记“道”仅三十:翟道(左冯翊)、夷道(南郡)、营道、冷道(零陵郡)、甸氐道、刚氐道、阴平道(广汉郡)、严道、湔氐道(蜀郡)、僰道(犍为郡),灵关道(越嶲郡),故道、平乐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辩道(武都郡),狄道、氐道、予道、羌道(陇西郡)、戎邑道、绵诸道、略阳道、豲道(天水…     

“滇夷图”民族志遗产的内涵与价值

正"苗蛮图"、"蛮夷图"、"蕃社图"、"职贡图"等,是以"中国(中原华夏)—四方(蛮夷戎狄)"为基本框架的中华"多元一体"的古代文明体系中,华夏社会视野下对边疆"非我族类"的图像表述,是王朝文明中心的边缘镜像。滇、黔"苗图"、"夷图"就是明清时期云贵高原"改土归流"历史背景下,形象、深刻描绘了西南非汉族群社会文化的一类图像民族志作品,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地志性、系统性,是中国古代苗蛮图像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