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乎國體安危與華夷之辨之間——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態度辨析

本文以發生在萬曆末期南京和崇禎時期福建的兩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爲研究對象,將兩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與同一時期士人反對天主教的文章進行橫比,再以之與前後朝代官方反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和行爲進行縱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服從於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當政府認爲其不危害社會時,可以容忍,反之則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並不包含明確的是否文化異端的考慮。因此,雖然晚明政府對一個團體之社會價值的認定有很大主觀性和偏見,但也不能認爲晚明中國政府習慣於排斥外來文化和宗教。     

關於魏晉玄學屬性的再辨析

鑑於自漢至晉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基本上都無變化的情況下,在意識形態領域内不可能憑空冒出一個與儒學對立並引導當時觀念形態的玄學。事實上,被後世認爲的"玄學家",彼時都自認爲在致力於經學,並做出很多成績,"玄學"之名是在魏晉之後出現的。獨尊儒術以來,儒家一直有談論形而上學的傳統,並以倫理綱常爲自然之道,後來佛學也屬兩晉談玄的內容,因此把玄學簡單地稱作"新道家",是一種誤會。     

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

澤潞節度使盧從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進成德節度使王士真之行爲,原爲唐憲宗所贊同,是憲宗欲於河朔三鎮用兵之試探性行動。而後,由於以翰林學士李絳爲代表的朝廷寬容派及以幽州節度使劉濟爲代表的割勢力的反對,憲宗態度發生變化,盧從史的出兵便以無果而告終,而盧從史本人也成爲朝廷猜忌之對象。考察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欲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可見當時政治軍事格局之一斑。     

晚明杭州佛教界与天主教的互动——以云栖袜宏及其弟子为例

晚明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之後对佛教始终态度苛刻,而佛教人士对天主教的反应既显迟缓又呈现从温和到强硬的转变。本文通过追溯杭州云楼寺君体（虞淳熙、袾宏及其门人）与利玛窦及杭州天主堂在二十年间的数次互动,辨析佛教界应对天主教挑战时态度的变化趋势——从忍让调和到日趋严厉,由此窥视晚明佛教的社会处境以及当江南地区同时成为佛教重地和天主教重地之后呈现的文化冲突如何影响着佛教界人士的应变方式。这种现象说明,在一个并不有意倡导文化交流的时代,两种传统遭遇之後为保持自身特色会怎样本能性地自卫。由此更应体认,文化与思想的对话应该是当今世界的基本议题。     

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

唐代的東南藩鎮一直是以養兵少、實力弱的形象示人,但成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鎮海軍、浙江東西道,卻乘借＂涇師之變＂,在節度使韓滉的經營下成爲當時南方最强大的藩鎮,並在德宗朝的削藩戰爭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衍爲當時唐廷得以生存的基石。韓滉並藉此而成爲唐後期權勢最重之宰輔,而其與唐德宗的矛盾由此産生。韓滉死後,德宗爲弱化江東的藩鎮勢力,遂進行了改革。對韓滉這個歷史人物形象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中晚唐時代政治形勢變化對當時士人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後人對東南藩鎮與東南藩帥特定認知的形成。     

《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

關於《真誥》與唐詩的關係,學界有人認爲,盛唐時,《真誥》已對唐詩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授籙制度的考察,認爲道教三洞四輔體系在初盛唐依然得以維持,因此只有極少數拿到三洞法師籙位的道士,纔有機會接觸到上清經和《真誥》。《真誥》擴大傳播並真正發生較廣泛的影響應該在中唐之後。因安史之亂,唐代政權漸失去控制力,使依賴政權維持的道教三洞四輔制度難以爲繼。所以,《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的時間,相應在中唐之後。這一情況與唐詩可以互相印證。     

試論南宋王質《論鎮盜疏》之産生及其弭盜方略

南宋王質所撰《論鎮盜疏》詳細介紹了江西"食菜事魔"的情況,一一記録了該等秘密會社所行用之經文名,是後世研究宋代民間會社的寶貴資料。《論鎮盜疏》似爲響應朝廷號召,針對時弊而上。王質詳述其在江西的親身見聞,就"盜賊"形勢提出了較爲具體的解決辦法。從疏文内容可見,當時的民間會社並非真正的盜賊,故王質行文雖持强硬立場,但也充分體現了儒家的"仁政"思想。     

明季朋黨話語與派系格局再考——以東林、三黨爲線索

東林及其反對者均由萬曆三十年代中期反閣臣傳衣鉢與反浙黨的官僚衍生而來,辛亥京察、荆熊分袒等皆促成派系格局的分化與組合,確立起東林與反東林對立的話語模式。包括東林與三黨在内的晚明諸黨,並非政治立場協調一致的士大夫集團,而是變動的話語與身份標籤。這種流動的朋黨名目與亦虚亦實的派系結構,一方面使晚明士大夫較易變化身份以因應時局,另一方面亦促使朝廷别白派系身份、固化朋黨名目,加劇了時局的二元分化。萬曆末年有關“無黨”的討論,至崇禎年間演變爲主張崇尚實行與事功,以淡化派系界域、止息身份之爭。     

孤魂考——道教與中土佛教幽科中一種類型化幽靈的生成

作爲宋代以來佛、道教濟幽科儀最主要的薦拔對象,孤魂並非一開始就出現的。"孤魂"一詞的被選定以及孤魂概念與類型的形成,歷時漫長,過程複雜,也是道教消化與應對佛教"餓鬼"觀念衝擊的一個最終結果。而在道教創造出孤魂概念之後,佛教水陸儀在延續餓鬼救濟的同時,也將孤魂納入其賑濟序列,儘管在適用中也存在一些觀念上的衝突和表達上的困境。最值得注意的是,孤魂在佛、道教幽科中被按照社會身份予以分類,包括十類以上,反映齊同慈愛的關懷。同時,作爲幽科服務的提供者,僧、道二類也被列入孤魂,反映對修行者遭遇死亡的正視與應對。     

論漢賦和漢代辭書中的聯邊

聯邊指部首相同的字前後接續的文字現象。漢賦中存在大量的聯邊,這一方面與漢字的象形屬性有關,另一方面則是漢賦家同類相從的理念所致。漢賦聯邊承襲了始自《詩經》的修辭傳統,具有字形圖像化、聲韻音樂化的特點,生成了漢賦的形式結構層次,體現了漢代以多爲美、不忌重複、追求險奇的審美風尚。聯邊的衰落是時代風氣變化使然,劉勰提出的"省聯邊"觀點並非當時文人的共識,而是面對魏晉南北朝日趨縟麗的文風和)替濫造的用字情況,宣導新的文風以匡正時弊。漢賦聯邊衰落之後,它有時也爲險怪詩風借鑑,在後世文學創作中局部復活。     

朱子四德說續論

對於四德而言,朱子的討論包含了三種分析的論述,即"從理看","從氣看","從物看"。但總起來説,應當承認,朱子的思想不斷發展出一種論述的傾向,即不再把元亨利貞僅僅理解爲理,而注重將其看作兼賅體用的流行之統體的不同階段,如將其看作元氣流行的不同階段。由於天人對應,於是對仁義禮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貞的模式發生變化,即仁義禮智不僅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氣流行的不同發作形態。這導致朱子的四德論在其後期更多地趨向"從氣看"、"從物看"、從"流行之統體"看,使得朱子的哲學世界觀不僅有理氣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統體的一面,而後者更可顯現出朱子思想的總體方向。     

説《老子》中的“無爲”和“爲”——兼論老子的社會、政治思想

《老子》書中的"爲"有一種專指老子所反對的不合"道"的行爲的特殊用法,這種"爲"與以"聖人"爲行爲主體的合"道"的"爲"義正相對。對《老子》中的"聖人"而言,"無爲"之義已由"天道無爲"説的"不見其爲之之迹"變爲"没有不合‘道’的行爲"了。根據《老子》用韻之文等線索,《老子》書中專指老子所反對的行爲的"爲"和"無爲"之"爲"原來應該是讀去聲的。從老子主張聖人應"爲"之事來看,他的社會、政治思想主要是消極、落後的。     

救父與救母之間——中古盂蘭盆節性别視角再考察

盂蘭盆節作爲中古時期的重要節日,從名稱上看,其淵源可能與印度傳統祭祀有關,具備一定的父系色彩。然而在後續的歷史中,盂蘭盆節的發展與目連救母故事産生了緊密勾聯。這既與目連本身特質有關,又受到當時社會經濟的深刻影響。在中印文化的共同作用下,盂蘭盆節的主題出現了由父向母的轉化。     

“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

本文認爲郭店簡《老子》與今本第13章"驚"字相當之字,當從白於藍說釋爲"",從文義看,此字應讀爲"榮"。"寵辱若榮"與"貴大患若身"的句式相同,"寵"字應從前人之說理解爲動詞。老子主張像常人寵榮那樣寵辱,像貴身那樣貴大患;"得之若榮,失之若榮"的意思是"得‘爲下’若得榮,失‘爲下’若失榮",這兩句是對"寵辱若榮"的解釋。大概由於較早流傳之本多用假借字表示"榮",就被後人誤讀成了音近的"驚",導致了對此章文義的嚴重誤解,老子的正面主張被很多人解釋成了對俗人的批判。     

劉錫鴻内心世界的雙重矛盾

本文認爲當下的劉錫鴻研究中存在貼標籤的現象,先將其歸屬爲保守派,然後就從保守的定性觀察他的一切,結果是遮蔽了劉錫鴻的真實面相。梳理史料,可以發現他的一生陷在雙重矛盾中而不能自拔:一重是政治理念上變革與保守的結構性矛盾,一重是個人品格中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品質之間的矛盾。隨着情境條件的變化,矛盾的不同方面此長彼消主導了他的言行,使得"變革"和"保守"兩種因素錯綜複雜地交織出現在他的言行中,只有抓住這兩重矛盾纔能解釋劉錫鴻的内心和一生。本文對變革與保守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出使之前參與"海防籌議"的討論以及出使中對西方文明進行的考察予以分析,重在突出他傾向於洋務的一方面;對理性認知與趨炎附勢的矛盾,主要通過他個人的性格特徵和官場中的利害關係進行分析。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宋代敕榜研究

作爲"命令之體"之一,宋代敕榜乃戒勵百官、曉諭軍民而榜示之皇帝詔令文書("王言"文書),乃向官員、民衆傳達政令資訊之重要載體。宋代敕榜主要用於招安變亂、安撫災患、引導朝論等處,較其他朝代使用頻繁,並與詔書、黄榜等文書有一定關聯。敕榜之撰寫、頒佈自有一套制度規範。不過,在實際的頒行過程中,朝令夕改、官員執行等因素,時常對敕榜的真實效用産生影響;而士庶、軍民對於敕榜之態度及應對,又體現着王朝統治在現實中所遭遇的互動與挑戰。     

孔子與天命

《論語》中孔子對"命"與"天命"的使用大體上是有分别的,前者指人力不可違抗的命運,後者指體現儒家道德法則(即合乎"仁義")的"人生一切當然之道義與職責"(錢穆語)。孔子在不同場合所説的"天命",都有其具體所指。如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的"天命",可從劉寶楠説解爲"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結合其一生行事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所收《子羔》篇等有關材料來看,當指孔子五十五歲左右在魯國從政失敗出逃、體悟到上天所賦予他的真正使命是"傳斯文"——整理傳承記載着古代聖賢之道的典章文獻、禮樂文化。孔子爲了推行他的"仁義",賦予傳統"天命"以新的内涵;但他對傳統的"天命"説和"天"的觀念,雖有所懷疑或否定,卻並不明確反對,甚至仍有相當大的繼承。孔子對於"性與天道"的態度也與此相近。     

唐宋尚書省符形態考論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六朝時期會稽郡的海外貿易——以古代中日之間的一條海上航道爲中心

《三國志·吴志》卷四七所載孫權遣衛温、諸葛直浮海求夷洲與亶洲史料中的"亶洲"當指日本,而"貨布"應是"貨市"之誤。早在東漢、三國時期,會稽郡與古代日本之間已存在一條海上航道,而當時的航海技術爲這一航道的存在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會稽郡爲當時中國南方地區銅鏡、瓷器、布帛、紙張等的重要産地,並且圍繞這些物資,有着活躍的市場交易。亶洲人來會稽的目的正在於此,他們的登陸地點當在會稽郡東部沿海的鄮縣和句章。而會稽市場上的人則對亶洲所産的明珠感興趣,雙方的交易推測以綿爲支付手段來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