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的运用与中国应对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起伏不断,可谓一波三折。通过分析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我们发现,阻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除了国家利益外,还有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有强化的迹象。可以说,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发挥着一种特殊而微妙的作用,是影响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是制约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瓶颈。     

跨界:芮恩施与中美关系的三种经历

在19世纪以降的中美关系史上,同时拥有学者、外交官和跨文化者三种身份经历者不乏其人,如卫三畏、柔克义和司徒雷登等人。由于时代的差异,芮恩施的三种身份经历显得与众不同。在中美关系史上,他的跨界经历是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学者从政的缩影。作为学者,芮恩施的学术思想为20世纪初美国远东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他利用美国政治学会对中美关系施加学术影响;他利用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来处理一战时期处于危机中的中美关系,并因此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作为跨文化者,芮恩施虽有促进中美沟通的良好愿望,但他是以美国强势文化的姿态来"帮助"中国的弱势文化,结果适得其反。在担任驻华公使前后,以芮恩施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学会学者群体活跃于中美外交舞台上,并致力于建构一种带有浓厚学者气息的中美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芮恩施鼓吹的"平等"与"自由"等道德价值,实质上仍是代表美国强势文化的西方价值。     

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

一、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一个政治派别或一个军事集团,其形成确实不是偶然的。我们在寻求这个问题时,往往是从它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去考虑的。根据这样一种思路,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是否可以认为在十九世纪末期,历史发展进程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就需要有这样一个政治力量来维持这样一个局面。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历史要求呢? 从军事力量的发展来看,原来的旧军经过了实践的考验,证明它们已经腐败了,如湘、淮军队经过镇压太平天国和以后各次对外战争的实践证明确是腐败而不可用了。这一点作为     

《和与战的抉择:战后国民党的东北决策》

<正>抗战结束后,东北地区在历史演进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国共对东北的争夺,不仅事关东北一地的控制权,而且牵动双方的全盘战略部署。东北一度成为中国政治军事形势演进的焦点,并由此影响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本书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以及冷战为大背景,以国共关系和国共对东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文化概念(外一篇)——关于文化的读书札记之三

正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有他自己关于文化或文明的概念,别具一格。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可用来指谓或"称呼"某种"长时段的历史",不过,"这种长波的历史,这种远距离的历史,这种环绕时间公海周围的大海、而不是谨慎的从来不会偏离陆地的航行——这种做法,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来称呼它,它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它的有利之处在于,它迫使你以一种你不习惯的方式去思考和解释问题,从而就可以把历史解释当作开启你自己时代大门的一把钥     

“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世界历史的视角

20世纪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局部重构"、再到"全面重构"的历史过程。冷战处于世界体系的"局部重构"阶段。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既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张力与互动。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冷战终结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使国际社会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风险。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呈现出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     

冷战后美国国会对华政治提案及其表决

冷战后美国国会出台的对华政治提案压倒性多数是不利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提案。在绝大多数对华政治提案的表决上,美国国会通过率极高,并且国会两党议员易于跨越党派界线形成高度一致的立场。通过对华政治提案的不断提出与表决,美国国会以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白宫对华政策,使得人权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7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迁对美国华侨华人的影响

论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至今三个阶段的中美关系,论述了中美关系从冷战到缓和,从接触和经济相互依赖到战略性竞争的阶段性变动过程,以及这种国家间关系的波动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维度对美国华侨华人产生的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国国内以麦卡锡为首的反共人士掀起红色恐慌,"黄祸论"、"红色第五纵队"等排华舆论盛行,许多华人遭受无妄之灾。进入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中美建交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美国社会对华舆论逐渐缓和,华侨华人群体积极融入美国社会,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在美"落地生根"。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崛起速度不断加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打着"中国威胁论"的名号,对华进行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击,影响着华侨华人在美的生存和发展。美国华侨华人是中美关系改善和友好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但也可能成为中美关系波动乃至交恶的受害者。中美关系的变动一直是影响美国华侨华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变量。     

审视中美关系的一个视角

中美关系不是一对孤立的双边关系,而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两是互相影响的,论论述了近代早期、后近代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两的互动关系,对《望厦条约》、蒲安臣的合作政策和蒲安臣使团、门户开放政策进行了重新阐释。对在不同时期日本、苏联、朝鲜和越南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对美国当前能否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国外学术界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最新研究

作为中苏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1969年中苏之间一系列的边界冲突不仅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苏关系恶化到达顶点的标志,而且是影响未来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甚至冷战结局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外学术界对于中苏边界冲突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从最初着重探寻事件发生的真相,到后来较多地探讨该事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和中国形象重塑

当前中美关系之所以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也不会重蹈德国和日本崛起的历史覆辙,最根本的因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内涵、性质和游戏规则,使得跨国行为超越国界,形成一张密切互动的关系网络。经济全球化使得“遏制中国”成为不可能的使命,同时也使得中国的市场化之路不可逆转。中国融入世界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只有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才能和平崛起。为此中国需要进行大国形象的重塑——成为一个和平和负责的大国、一个务实和合作的大国、一个追求民主和进步的大国。     

何谓“历史解释”?——以“亨佩尔-德雷论战”为讨论中心

"亨佩尔-德雷论战"是历史哲学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围绕什么样的解释才是历史学中的解释来展开,是战后英语世界关于历史学性质的论争。20世纪40年代,亨佩尔提出科学解释的一般形式,即"覆盖律模式",认为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过去的经验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都意在寻求现象和事件的原因与规律,两者在方法论上并无不同之处;德雷则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往的人类行动,而行动有着不同于事件的自由意志面向,自然科学中的因果性和规律性解释并不能照搬到历史学,进一步提出历史解释中的"合理行动原则"。唐纳德·戴维森在两者之间独辟蹊径,提出历史解释的整体论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历史学中的合理性解释,又辩护了历史学的客观性。     

意大利民主制的参照模式(1949—1989年)

1945年,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的可怕景象以及未来爆发一场新的战争的前景促使当时的人们力求避免重犯在本世纪前半期所犯的那些错误。然而,1948年春,欧洲大地却落下一道“铁幕”。在东西方之间落下的“铁幕”,导致了一场政治冲突的开始。继之“热战”而来的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冷战”的时期。而且,在这样一种“冷战”时期,人们除了按照美国的指示或苏联的指示行事外,似乎别无选择。     

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一边倒"方针的形成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框架中最核心的方针.它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两条线索:一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二是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使中国不能置身局外,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两大阵营的出现,也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包括对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这使"一边倒"的出现最终成为可能.     

草鞋坊

正草鞋的起源很早,相传是黄帝臣子於则的发明才结束了古人光脚行路的历史。汉代称草鞋为"不借",据《五总志》的解释是:"不借,草履也,谓其所用,人人均有,不待假借,故名不借。"打草鞋,又叫推草鞋,旧时农夫、樵夫多能自己编织。后来打草鞋成了一种行业,在集市中形成了专门编织草鞋的作坊。     

战后英美史学理论界关于“历史解释”与“历史叙述”的论争——以曼德尔鲍姆的批判为线索

"历史解释"与"历史叙述"的论争是英美分析派历史哲学关于历史知识性质的核心议题。首先,分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解释"的讨论是对欧洲大陆历史主义传统中将自然(自然科学)与历史(历史科学)分成两撅的反叛,它摒弃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历史认识"路径,聚焦于经验主义传统的"历史方法"。其次,分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仍聚焦在"历史解释"的框架内,历史叙述本质上还是一种历史解释,这虽说与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有交集,但已貌合神离。     

“文化转向”与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的兴起和嬗变

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是沿着文化分析、国内因素考量和帝国视角三个方向行进的。学者们采用文化视角把美国对苏联东欧的心理战解读为向海外投射美国国家身份和文化;用组织文化和政治文化概念探讨宣传制度机构分合演变背后的根源,把冷战宣传解读为美国政治文化和"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理念的产物;借鉴后殖民视角,把冷战宣传解读为一种追求无形控制的"文化帝国主义"战略。推动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在于,学界并未仅仅把对外宣传视为对外部因素回应的产物,而是积极探寻其在美国国内和美国文化层面的历史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界在大力提倡冷战"国际史"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冷战"国家史"的方面,注意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国内因素和动力。     

核时代的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对两个经典文本的重新探讨

美国的全球性主导地位,主要是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战后以来美国一直奉行的全球战略及其所体现的主流安全观念和战略思想息息相关。在冷战时期,美国有两位最重要的战略家(凯南和尼采)、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文本("长电报"与NSC号文件)。这两人和两个文本对战后以来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的主要特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尼采的思想更能代表冷战时期逐步形成的一套主流战略观念,即立足于"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这套战略观念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条重要历史线索。     

历史不应只由胜利者来书写和褒贬

<正>我们这里所谈的"历史"自然不是人们实际活动的第一手历史,而是被书写成文的第二手历史。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在以前的时代的确常常如此,但我现在想质疑这句话在今天的有效性,即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观念的改变以及书写、发表、传播技术的巨变,或已使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已不再可能仅仅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和褒贬来书写了,甚至也不会仅仅由     

西柏坡

每个时代,都有令这个时代感动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总是与传奇和辉煌紧紧相连,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样的传奇与辉煌太多太多,它留下了一处处光辉的红色印迹,这正是一种可供人们吸取历史知识与感受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文化遗产。今年是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6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今天的西柏坡成为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一个永恒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