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財政中樞管理體制演變考論

在唐後期經五代到北宋初期財政中樞管理體制的演變過程中,雖然唐末曾出現以一名重臣主判三司的個别事例,後梁曾設置建昌宫使、國計使、租庸使分擔了一部分財政中樞的職權,但總體上看,唐末、後梁實行的仍然是宰相分判三司制。後唐纔正式改行一人專判三司制,但專判人選來源有多途,其職銜稱號有多種;任命財政最高長官時,"判三司"與充"三司使"是兩種不同的正式職銜,輪流使用,但宰相被任命爲"判三司"之後也可被稱爲"三司使"。後唐的一人專判財政三司制顯示出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故爲後晉、後漢、後周乃至北宋初期所繼承。與此同時,專判者的權力逐步增强,地位明顯提高。     

明清地方道制研究述评

正明代为加强省与府之间的联系及对地方府州县事务的监管,派遣布政使司参政、参议和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省级机构佐贰官员分区域巡察地方,后演化为明代分守、分巡等各类地方道制,并在清代得以延续。区别于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中监察御史分道监察的道,上述地方道制是设置于直隶及省级区域内的行政与监察机构,是明清地方行政制度中的重要一环。自1940年孙祖绳发表《明代省道制》(《政治建设》第3卷第2期,1940年)对明代地方道制的历史、演变及职能进行考察以来     

高句丽三权并存制研究

本文通过对高句丽三权并存制形成、发展、衰落的深入探讨,揭示了高句丽政治制度的本质与特点.即高句丽由于自身发展的特点,确立了以"国相制"为核心的三权并存制,创造性地解决了王权与贵族权相冲突的矛盾.三权并存制在高句丽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因山为陵"葬制探源

因山为陵葬制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汉文帝霸陵,而汉文帝霸陵是受楚元王刘交陵墓的深刻影响.楚元王刘交开创"因山为陵"的思想根源,却有来自"垒土围山"、"筑陵以象山"的传统葬制、时代变革、楚国地理地形条件等综合影响.     

论蒋介石与战时行政三联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为实现抗战建国,成立中央设计局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推行行政三联制,强调计划、实施与考核三个环节的相互联系,以提高行政效率。蒋介石对行政三联制做了充足的准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现代化的理念。但行政设计宏大,受战时环境及经费所限,实施倍感艰难;考核流于形式,难以充分调动行政人员积极性,行政三联制未能发挥实效。通过行政三联制的考察可反思蒋介石在战时的政治理念与现实的背离,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政府缺乏实事求是的行政风尚。     

中国古代制"弓"植物资源利用的历史考察

"弓"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兵器和捕猎用具,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弓由弓身和弓弦组成,通过利用弓身的弹性势能带动弓弦将箭支推出去杀伤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因为制弓植物材料的可获得性以及不同民族制弓技艺的差异等原因,导致其制弓选材也各不相同.文章梳理了中国历代制弓植物材料的来源、种...     

汉初封国制探析

西汉政权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吸取秦未分封二世而亡的教训,兼采西周、秦的地方行政制度,推行郡国并行制,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的新体制。本文着重对西汉初年封国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详尽地论述了汉初封国的封立,封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封国制在发展中出现异化的原因。文章认为封国制在维护、巩固西汉政权、恢复发展汉初经济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至于诸吕乱政、吴楚暴乱均非封国制所致,相反是由于封国制异化的结果。     

实施"首问制"是维护和保障图书馆权利的一种措施

本文论述了"首问制"在图书馆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通过实施"首问制"提高图书馆服务理念.同时实施"首问制"是图书馆权利的一种体现,是维护和保障图书馆权利的一种措施.     

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范

清初江南、湖广、陕西三省的分省,是元代实施行省制度以后较为特殊的一次分省过程。就行政区划、职官制度层面来说,三省的布按两司与巡抚员缺的增裁、辖区的调整在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六年间逐步完成。三省保留下来的区域性巡抚职能得以调整,其与布按两司之间新的行政关系得到确立,巡抚由此全部下辖布按两司,三省事实上析分为六省。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应对区域问题的局部改革,也有全国性的政策变化,动因各不相同。此后,进入《清会典》的规范过程。"分藩"是对三省布政使司衙门及其辖区变化的记载,"分省"是对新的省行政机构(政府)和新省区的认同。乾隆十三年九月关于督抚居外官之首的讨论以及御准,表明朝廷对新省制的一种确认。康熙、雍正两朝《清会典》的规范随着认识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乾隆二十三年编纂的《清会典》载全国有十八省、督抚为"外官",确立了十八省与清代省制的法定地位。     

黔东南推行"林长制"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森林对于人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维护着国家生态安全,维系着人民幸福安康,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然而,与林草资源发展与保护相关的制度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林长制"的提出是保护林草资源和生态安全的现实需要,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制度创新与重大举措.因此,"林长制"是问题导向萌发的制度,也可以说"林长制"是因...     

渤海上京城"三朝"制建制的探索

渤海上京城仿唐长安城存在"三朝"制建制.渤海上京城以宫城正南门为元旦冬至日之朝(仿古之外朝),以宫城1号殿为塑望日之朝(仿古之中朝),以宫城2号殿为常朝日之朝(仿古之内朝).渤海上京城"三朝"制主体建筑的年代当完成于渤海第十一代王大彝震之世.     

中国政府雇员制问题与对策研究

"政府雇员制"是我国各级政府探索中的一项全新用人制度,它通过吸收非公务员身份的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公共管理与服务,有力冲击了政府的传统用人观念和行政理念,深化了我国人事制度改革,成为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有益补充。但是,"政府雇员制"作为一项正在试行中的制度,其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从法律制度到实际操作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不完善的公务员制度所致。改革不健全的公务员制度,把政府雇员制作为公务员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也就成为政府雇员制和公务员制发展的长远之策。     

汉代"名田宅制"与"田宅逾制"论说

张家山汉简的出土证实了汉初的确存在过以爵位高下及身份不同授予相应田宅的制度,即名田宅制。这套制度由于缺乏应有条件的支持,一开始就没有彻底施行,高祖后期即名存实亡。《二年律令.户律》是奉“高祖之法”不敢删削而原封保留,而非现行律文。武帝朝所纠劾地方豪右的“田宅逾制”,是武帝本朝的限田之制,不是汉初的“名田宅制”。此后,汉代的限田方案都没有成功实施过。常见诸史书的“田宅逾制”、“逾限”等提法,应大多为观念性词语,而非特指或实指。     

再论楚国的衡制与量制

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了一套完整的楚国砝码和两件铭文为"王"的衡,其中,楚国砝码自铭为"贤子之官环".建国以来出土的楚环数量较多,但是从它们的重量关系往往难以发现其内在规律,这对我们了解战国时楚国的量制造成很大困难.这套环自铭为官环,可以看做是国家的标准衡器.楚国是较早使用黄金的国家,楚国的黄金是计重货币,它和铜货币有一定的兑换关系,可能有子母相权的关系.若抛开表面的锈蚀物,这套环显示出成比例递进关系,与那两件有"十分"刻度的王衡就可以配套使用了.     

六十年前的劳卫制体育锻炼

正上世纪50年代,我国学习苏联老大哥,不仅中央各部门都有苏联专家顾问,而且各地也照搬苏联老大哥的一些做法。这些虽是60多年前的往事,打开尘封的记忆,那段历史如在眼前。当时我们都会唱《一边倒》这首歌,歌词中的"我们要一边倒,一边倒,一边倒!"所谓"一边倒"就是倒向苏联,以苏联为榜样。学校除了采用苏联的5级记分制(5分优秀,4分良好,3分及格,2分不及格)代替百分制外,推行苏联"劳动与卫国制     

汉代限田制说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人民,是"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精神的具体体现。此土地授予前属于国有,授予后即归被授者私有。"授田"与"授田制"是不同的概念,汉代虽然存在授田的现象,但并不存在战国授田制那种形式的土地制度。军功授田、民户自有的土地以及买卖而来的土地是汉初名田的三个来源。汉初,国家一方面承认民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对土地的转让、买卖和继承予以一定的限制,其方法是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数量限额,目的是维护既存的等级制度和抑制土地兼并。因此,汉代名田制是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限田制。     

"邽县"考——兼谈县制起源

县制作为一种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县制的起源及初设县制的归属问题,史学界目前还存在着分歧.本文通过查阅文献,结合实地调查,认为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邦戎而设立的邦县应为中国历史上县制之开端,邦县故城的具体位置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带.     

从士山盘看周代"服"制

士山盘的内容揭示了周王朝派员到诸侯国及方国代宣王命的一些情况,其中所谓 "服",与周代五服之制有一定关系,说明文献所载之"服"并非虚言。从士山盘与古代文献 的相互印证中,可以窥见周代对于诸侯国及方国管理模式的某些重要侧面。     

"劳高班"学员转业风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一度进行军队复员工作。其中对编余军官的处理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把编余军官集中在军官总队,第二步即办理复员转业。转业项目共11个,如地方行政、工矿等。其中最庞大的是行政班和"劳高班"。转业军官共计8000余人。     

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在同一高层政区存在多个平行的行政组织与长官,即在高层政区实行“分离制”。从“行政幅度”的角度进行审视,这种制度是宋代中央政府重新分配地方行政权力,使权力分配的格局更有利于中央。“分离制”成为宋代中央集权程度超越前代的一个直接原因。南宋时期,在同级的不同机构之间,官员互相兼职的现象日益普遍,导致事实上的机构精简;在中央政府与高层政区之间,出现一级“跨高层准政区”。这两个因素减弱了“分离制”实施的力度,导致南宋中央的集权程度明显不如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