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国家机关事务工作——人民政协筹备会庶务处处长周子健的回忆

一 1994年11月3日,我（时任国管局综合司司长）和刘广振副局长、张国威（国管局人事司干部）三人到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老前辈周子健同志。我与周老结识于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那时周老任新政协筹备会庶务处处长,我在筹备会秘书长办公室工作。周老在病房里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时我具体负责《国管局大事记（1950—1995）》第一卷编写组的工作,探望之余,我们向周老征求对稿件的看法和意见。听说我们想谈稿件的事,被很多同志称为“中南海大总管”的周老马上取出稿件,和我们聊了起来。     

毛主席与中南海文化学校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不断提高全党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我们党几代领导人一直倡导的。为此,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在不同的时期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曾在中南海业余学校工作的经历。我曾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文化学校（也称中南海机关完全中学）工作20年,毛主席、党中央抓干部政治学习,尤其是重视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60年代防汛抢险的两个小故事

沙市地处长江荆江险段，每年汛期，全市人民都把保卫荆江大堤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举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都要率先奔赴防汛第一线参加抗洪护堤的战斗。60年代初，我在沙市纱厂工作，每逢汛期，我们厂里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和身强力壮的工人组成抢险队，集中在厂里枕戈达旦，严阵以待，随时听候防汛指挥部的调遣。1962年汛期，我（时任沙市纱厂计划科科长）和本厂另几位同志被抽到宝塔河防汛指挥所，执行巡回检查堤脚浸漏的任务。一天深夜，我与皮弗苏工程师结伴在我们所负责的地段巡回检查。我们身着长油衣衫和长裤（既可防蛇、蚊…     

牛道一叫忆录（三）

九、主笔起草《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当时国民党中统局的最高领导是朱家骅局长,副局长是徐恩曾,干部小组有濮孟九、王思诚（主任秘书兼第二组组长）、谢永存（江苏人,陈果夫的女婿,第三组组长）、王杰夫（中统局总督察长）和我。干部小组的职责是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办事,每个成员都必须由蒋介石本人审核,并有随时向蒋介石当面汇报的权利。这些也正符合我在北师大毕业前立下的志向：前半生尝试各种各样的生活,而后再定型个人的事业。     

回首“文革”（上）

（一）下乡“四清”和“文革”序幕１９６６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是我国社会剧烈分化动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节刚过,我和丈夫老韩便分头奔赴青海省“四清运动”的第一线。老韩担任湟源县社教团团长,我则被分配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山区的生产大队任工作组长。那时我们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小明、小秀,都已由我于１９６５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接到青海（当时党中央组织部有个通知,动员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把子女接离北京）。我们两口都将下乡,四个孩子,最大的不满１５岁,最小的不满１０岁,如何安排好他们的确是个大问题。老…     

在“国民党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日子

1950年春节期间,我所在的苏南军区特务团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抽调两个营到茅山地区执行新的任务。第二天,军区首长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刘先胜司令员和陈丕显政委的指示：一是刚从苏北调到茅山地区的“国民党解放军官教导团”（下称“解教团”）,     

我接管财税工作的经过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当时我在东北合江省任财政厅长。4月29日,我接到东北局的电报,“调伍能光及时来沈（阳）,迅速南下。”当时,东北局从东北九省抽调了七八十名干部,组成南下财经大队。5月7日,南下财经大队从沈阳动身。21日,我们就抵达武汉。     

共同开创湖北民政事业

1950年端午,我调离荆州地区,到湖北省民政厅任副厅长兼人事处处长。当时省民政厅厅长是黄宇齐同志,他是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兼民政厅厅长,他对党、对人民忠贞不二,德才兼备,平易近人,是一位颇受党内外干部及各界人士敬仰的好干部,大家都愿意与他谈心交心,做净友。特别是他能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我衷心地愿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工作,但不久中央调他到外地工作。在这期间,民政厅副厅长还有徐启明（南下老干部）、刘劲（武汉市民盟成员）。民政厅秘书长孔宪春,中共党员,当过我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我所经历的反“五风”运动——记漯河商桥的反“五风”

1960年6月,郾城县与漯河市（县级）合并,我在团市委任副职。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市委第一书记于庆义。在市委礼堂传达省委禹县（今禹州市）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布置反“五风”工作（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以下简称“五风”）。     

我所认识的杨效椿

我是山东省南下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我任威海市武工队副教导员。1948年春节刚过,即奉命南下,到达河南省的濮阳（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被编人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先遣纵队共3个支队（一、四、七支队）,我被编人七支队。先遣纵队在参加攻克开封及豫东睢杞大战后,即挥师向北重返山东,接着又向东南方向进人安徽的萧县。     

和陈毅元帅在一起的日子

本文作者周林同志,曾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97年逝世。这篇回忆陈毅元帅的文章,史料珍贵,情感真挚。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是对陈毅元帅的纪念,也是对周林同志的怀念。（一）1938年8月,我和上海地下党的几百名同志扮作难民,由上海乘船到温州,经金华等地到达皖南云岭,参加新四军。次年初,被分配到江苏保阳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任调查科长。当时,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我开始和他相识。来到新四军一支队后,陈毅司令员为我们上一堂理论课——讲解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他选择这篇文章对全军干部进行教育很有针对…     

我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年采访

1945年10月中,我随延安干部团经过20多天日夜兼程行军,从延安经张家口到热河省的承德市,热河省委从干部团中扣下一批干部,把他们留在热河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俄文学校的干部大约留下了五六个人。我记得有何方、苏丹、杨信恭等。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同志特地接见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顿饭,这是我们抗战八年以来最丰盛、最美味的一餐。     

闻鼙鼓而思良将——怀念新闻界女将周汉晖同志

我和汉晖同志相识相交近60年了。 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9月,以李锐为社长、朱九思为副社长的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主办了一期新闻干部训练班,让地下党同志推荐,从具备高中以上（含高中）学历的上千考生中遴选145名学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培训。那时我刚从长沙清华中学毕业,汉晖自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已在小学任教两年。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到新干班后,她任一分队分队长,我任二分队分队长,在学习和工作中,我们开始接近了。     

我在西藏当机要员

1965年6月,我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干部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西藏工作。7月中旬到拉萨,在工委（即自治区成立后的区党委）机要处学习一段时间。于8月上旬分到山南分工委（即自治区成立后的山南地委）机要科,从此当上了一名机要员。在我的革命生涯中,5年的机要工作经历为我的人生书写了闪光自豪的一页。     

第一套人民币在宜山发行实况追忆

广西在解放战争中是较晚解放的地区之一,我在1949年12月参加革命,经短期学习后分配到刚解放不久的宜山人民银行（宜山是1949年12月2日解放,当时未设柳州专区,现柳州地区各县属宜山管辖）。我是穿着军装进银行,行长是南下的,对军队分来的干部从政治上较信任（当时中心支行20多个职工,70％是旧银行的员工）,分配我们从事带有政治任务的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宣传、打击专门从事银元黑市和贩卖金、银者。当时在市场上的工商业户,门前都挂上一块牌子,写上"拥护人民币、使用人民币",实际交易恰相反,商家拒绝顾客用人民币购物,吃的、用…     

胡华送我去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我是浙江奉化地下党第一批组织去延安的青年学生之一（还是唯一的女生）。胡华（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那时叫胡家骅）是我奉化中学的校友,比我高一年级,他是我们去延安的联系人。1938年5月5日,胡华把我送上长途汽车,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干部不是“铁饭碗”

我厂有1800多职工,干部竟有200多人。其中科级以上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0％。干部多,特别是领导干部多,人浮于事现象非常严重。可是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只要已经提为干部,就永远是干部。不管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编者注）上来的也好,     

重视下乡干部,加强文物工作

在全国各地涌现了干部上山下乡的高潮。干部要在劳动中得到锻炼,改造思想;对农村来说是文化下乡,有力的支援了农业建设。这在文物工作面前,出现了一个新形势。我以为这种形势有利于促进我们文物工作的大跃进。我想,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个形势,团结一切力量,鼓足革命干劲,社会主义文物事业是能够跃进再跃进的!     

改编土匪武装

湘鄂西第二次党代会后,我们决定立即行动,扩大荆钟武装力量,进行武装割据。湘鄂特委决定钟祥派一名得力干部深入土匪李凤山部,找黄官相、李庆春（都是地下党员）联络,把李庆春那里一百多支枪拉过来。钟祥县委接到通知后,秘书长李庭壁同志当晚在庭院踱来踱去,态度沉闷,若有所思,看样子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我立即问他,你心里有什么事吧？是不是考虑派人到李凤山匪部？李庭壁同志点头。接着我又问：“我去可不可以？”他说,要经过许多白区和匪区,他们防守严密,检查很仔细,危险性特别大,我不放心你去。我说革命就是要担风险,既…     

“双规”的办法要不要改一改

前几年,乍一接触“双规”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向一位媒体人打听,才知道指的是“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或曰对调查所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我当时恍然说,哦,就是“隔离反省”啊,这是过去“组织上”审查干部的轻车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