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蔬菜市场是怎么放开的

我是1984年从市人民银行调到政府来工作的。开始是调我到财办,财办撤消成立商委后．我又到商委去工作了。随后组织上又任命我为市政府副秘书长,11个月后提拔我为副市长。从副秘书长到副市长,我一直在和财税、金融和商业部门打交道．开始那几年的商业工作,有很大的精力都放在群众的“菜篮子”上。     

随卫毛主席江青

1962年9月中,汪东兴叫我到中南海南楼他的办公室谈话,说要调我到一组去工作,一组就是毛主席处。当时中央常委的卫士组,按毛、刘、周、朱、陈的顺序,编为一、二、三、四、五组,并说：“到毛主席处,得先到江青处,因为他们是一家。”我一听到江青处,就打怵了。当时警卫局好多人都知道江青不好侍候,有几个人被她骂走了,我说：“我从小在部队长大,知识面很小,工作难以胜任。”     

老志愿军与新青年

我第一次到台湾是在1998年,2004年春夏之交,又应邀访问一个月。其间,乘火车南下,单身一人从台北到花莲、台东、台南、屏东、苗栗等地旅行一周。每到一地,就会有一位当地朋友按预先的约定,到火车站接我,带我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第二天,我再继续乘火车南行。下一站又有一位新朋友应约在车站等候我。于是新一天的旅程又开始了。这些都是我的一位热心的台北朋友C先生的精心安排。我于是享受到了一个漂泊者的感受,每天用笔记本电脑把当天的新鲜见闻记下。2006年底又去了第三次,也是每天写下旅行日记。两份日记总共约有十万字之长。     

邓大姐参加我的婚礼

在我走过的岁月中,50年前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1953年,我从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机要处工作,和陈其贤同在一个处。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     

袁祖铭被刺见闻

我同袁祖铭本来同过学,但因后来他同王文华弟兄结成生死冤家,而我和王氏弟兄在政治上曾发生一度渊源,放对袁就不便往来。在段棋瑞执政时代,袁祖铭派周素园为代表到京谒段,当时川、滇、黔、桂、湘各省的代表到京,段指定我接头。而周秦园同我又系旧交,因之表致我的函电,不能置之不理,这就是我同袁恢复往来的经过。王天培亦派甘风章作代表到京找我,段垮台回到天津,我也随之移往天津。袁祖铭又派王镇和为代表,到律约我南下替他们解决内部分歧。据王镇和向我说：此时,袁在川时偏重何厚光,对此王天培、彭汉章对袁深感不满;袁知道王…     

假如我是蒲公英

假如我是蒲公英,我会到树林里去做客,树林里的花草树木,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假如我是蒲公英,我会去池塘里游玩,荷花妹妹、荷叶大哥,都是我的好朋友。假如我是蒲公英,我还要到云朵上睡睡觉,晒晒太阳。     

中国人民大学从停办到复校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我是1939年初参加革命的,开始时在皖西新四军中做宣传工作。不久,经党组织介绍,我从敌后去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来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走上了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学岗位;然后从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一路走到今天,我一直在经济系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我的一生与这所战火中诞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栋梁之才的人民的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耀邦三次视察青海

正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社会基础比较薄弱、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又是一个风光秀丽、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很大的地区。在1980年、1983年、1986年,胡耀邦先后三次到青海考察。我也先后多次面对面地聆听胡耀邦的亲切教诲。胡耀邦第一次到青海,我当时在柴达木油田;第二次到青海,我为中共青海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第三次到青海,我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从祁连山下到昆仑山前,从青海湖畔到黄河岸边,胡耀邦和干部群众一起,谈改革,论发展,话致富。他十分关心青海的经济发展,十分强调青海的民族团结,十分关注青海的干部队伍。他热爱人民的     

吴仪的掌声震撼我的梦

<正>从我依稀懂事的童年开始,就梦想去祖国的首都北京。到了2007年我才如愿以偿地圆了这个长达50多年的梦。这个梦做得太长太久,我不但没有丝毫的埋怨,相反还感到无上光荣。因为它让我深深地体味到人生最甘、最醇、最美、最荣耀的价值所在。我的第一次北京行,给     

走马天山雪线

骑着马儿上天山,绕天池、穿原始森林、过冰河、走冰川,到雪线上采雪莲,这是我向往已久的事儿。前两次到天池,都因时间紧迫,来去匆匆。这次到新疆采访,我专程前往,总算如愿以偿。到天池的人,如果不骑马上到天山雷线,实在是件憾事儿。 我赶到天池,已是午后,     

怀念邓小平政委

一、从八路军总政治部到一二九师1936年秋,我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经中央营救,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由组织分配到各抗日前线担负组织领导工作。1937年春,为了争取国民党二十九军抗日,我由北平市委派去二十九军当兵,任南苑兵营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北平沦陷,我到了太原,北方局决定我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太原     

我知道的《苏日中立条约》

我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到的香港。原计划到香港后再经越南去昆明读大学。但是有些人劝我,内地(指重庆、昆明)经常遭日本轰炸,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在我拿不定主意时,一位《大公报》的朋友给我写了个便条,介绍我先去看范     

歙县梅林余氏医药典籍与文书的寻获与调查

正2012年9月29日,我到屯溪过中秋节。照例,只要到了屯溪,我就会到藏友王永能店里看看。第二天下午一进店里,王永能就告诉我,发现了一户绩溪胡姓的文书,有200份,价格6500元,无钱去拿。意思要我还他一点钱——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为买文书而欠王永能的债一直没有清过。我说明天再来。10月1日下午,我再到王永能     

武汉蔬菜市场是怎么放开的

我是1984年从市人民银行调到政府来工作的。开始是调我到财办,财办撤消成立商委后,我又到商委去工作了。随后组织上又任命我为市政府副秘书长,11个月后提拔我为副市长。从副秘书长到副市长,我一直在和财税、金融和商业部门打交道,开始那几年的商业工作,有很大的精力都放在群众的"菜篮子"上。     

中组部最繁忙的日子——回忆给陈野苹当秘书

从1978年3月开始,我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陈野苹同志身边做秘书工作,到1984年12月离开,近7年时间。这7年,是我们党发生历史大变革的转折时期,也是中组部历史上最繁忙、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中组部工作期间,我亲历了胡耀邦、宋任穷、陈野苹、乔石主持中组部工作,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一、牵头接谈组,恢复组织部的传统形象我1978年3月到中央组织部时,组织上即安排我跟着野苹同志在接谈组工作。     

罗纳尔多 “外星人”告别

＂我从未失去踢球的愿望。现在的球员可以一直踢到36或者37岁。如果到那时候我还喜欢足球,我会继续踢到39、40岁。但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喜欢踢球了,我会立即放弃。＂两年前,罗纳尔多接受阿根廷《体育画报》专访时,刚刚经历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3次重伤。     

从人治到法治的历程

正1979年4月,全国人大新成立法制委员会,那时彭真刚恢复工作,任法委会主任,王汉斌任办公室主任,手下缺干部,就把我调去。我是50岁才调到法工委开始从事法律工作的,可谓晚年改行。从1979年到1987年,我在法工委工作8年,先后任理论组组长、民法国家法室处长、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秋,我想专搞学问,离开了全国人大到中国法学会,当了研究部主任,那年59岁了。干了一年就到60岁,一刀切让我离休。     

漫步香溪洞

对陕西安康人来说,香溪洞是他们的骄傲。 记得几年前到安康,朋友接待我时,问我到过安康的什么地方游玩,我说没有。于是他们推荐,有个香溪洞值得一看。后来因为公事。我又陆续到过几回安康,每次大抵如此经历。     

赵梓森谈光纤起步

2002年,我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办事,特别想借此机会拜访赵梓森院士,并为在电信科研领域创造了奇迹的老师们写点什么。幸运的是我头天到武汉,赵院士就答应第二天上午与我见面。和赵院士谈下来。我不仅记住了他创业经过,光纤发展的趋势,还有他的科学方法、     

矫健的身影──记体学同志教我生活和写作

每次我来丹江,总情不自禁地要上大坝。一上大坝,眼前就升起了一个熟悉的、矫健的身影。这身影引我奔向坝顶,望那天水一色的人造海洋。我第一次到丹江,是1959年。当时,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在兴建。组织上派我到那儿,是叫我深入生活,写一个反映湖北水利建设的电影剧本。到工地后,我先在民工中搜集了一批模范人物的材料,又到工程指挥部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以了解指挥部领导同志的情况。一天,工地党委宣传部通知我：指挥长张体学同志要在左岸工地召开现场会,叫我去听他的讲话。听到这个消息,我挺高兴。因我自来工地后,就想与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