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海堂课卷中的岭南风情画

清代岭南学者仪克中的《剑光楼词》中有一阕《买陂塘》,作者的题记为"吴兰雪舍人[1]为罗浮、荔枝来粤,喜赋"。仪克中的朋友吴兰雪由岭外至粤,为罗浮和荔枝而来。这段题记固然是朋友之间的玩笑话,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罗浮与荔枝,是岭外人士对岭南印象深刻且甚感兴趣的一山一物。独特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和风俗习惯,使岭南这片热土一     

轰动海内外的一级国宝“状元卷”失窃案

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至今陈列着一幅价值连城的“状元卷”．这就是明朝万历26年（公元1598年）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它是中国近1300年的科举考试历史上唯一尚存的状元卷,赵秉忠殿试状元卷以其历史文化价值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清代的“十从十不从”

满汉毕竟都是中华民族。这是一个民族的融合过程。明清鼎革以后,满汉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经历了一个从剧烈冲突到长期磨合,进而逐渐融合的过程。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服饰的改变。顺治二年六月,清廷下令中国南方各地军民人等一律剃发,改从满人服饰发型,否则军法从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留头不留     

回到经典文本的历史现场——读傅道彬《“六经”文学论》

<正>长期致力于先秦文学研究且成果卓著的著名学者傅道彬教授(以下简称"道彬"),最近推出他在先秦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总结性著作《"六经"文学论》¹。我认真仔细通读过这部著作后,感觉作者在先秦文献的精熟程度上、在中国文学史发展流变认识的融会贯通上、在理论素养的广度和深度上以及文字表述的文学性才华诸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我觉得很有必要和学界同仁分享我阅读此书后的一些愉快的感受。     

绵阳市游仙区打造玉河镇“状元文化”的启迪

地情是指一个地区的自然、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它所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土人情。深入挖掘、系统整理、多元展示区域地情人文资源．可以提升地方品位,增强地方魅力,凝聚地方人心。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和谐发展。让地情资源成为党委、政府掌握区域基本情况的资料库,成为基层群众了解区域历史...     

从设计作品“花之月——绽放”浅谈产品设计的情景化表达

21世纪强调个性,人们对个人特有生活风格的突出强调,使人们对所消费的产品从以前关注产品功用到现在注重产品情感价值和产品使用体验。"有用、好用"不再是人们对产品的追求目标,"情趣性、文化感"才是当代人们对产品提高生活品质的价值趋向。本文通过对原创产品设计作品"花之月——绽放"的组合原创餐具设计的案例分析入手,着重思考产品设计的情景化表达。对于这个呼吁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时代,重新审视产品与人的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     

浅论粤方言中“鸡”的隐喻化表达

简介人们对隐喻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西方的隐喻修辞学研究始于亚里士多德(大约公元前300年),他在其经典名著《诗学》(Poetics)和《修辞学》(Rhetoric)中表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     

从“谨俗”到“顺上”——论先秦时期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

西周、春秋时期民俗观及其在战国时期的流变整体呈现从"谨俗"到"顺上"的演变逻辑。这一演变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民俗主体的变化、王权与民俗的上下关系、民俗的地域性以及民俗作为社会管理手段。这一演变的本质是王权主义对民俗观的改造。这一改造一方面是民俗功用的历史变化;另一方面,也是民俗作为一种"拟权"的"文化化"过程。     

从间接的跨层连用到典型的程度副词——“尤其”词汇化和副词化初探

副词"尤其"是由副词"尤"和指示代词"其"经常共现连用虚化而成的。副词"尤其"萌芽于唐五代,形成于宋元,完全成熟于清代。造成副词"尤其"词汇化的原因包括节奏的双音化、表述的程度化和指称的虚无化。"尤其"一词的词汇化过程伴随着语法化,存在着语义脱落的现象。     

双墩文化的北上与北辛文化的形成——从济宁张山“北辛文化遗存”论起

山东济宁张山J1所谓"北辛文化遗存"实际属于双墩文化,双墩文化北向分布至泰沂山以南的鲁西南乃至鲁中南一带。北辛文化是北上的双墩文化和后李文化融合形成,北辛文化中所谓裴李岗文化因素主要间接承继自双墩文化。     

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兼谈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

本文根据敦煌儒典的种类与源流,以及《经典释文》与《隋书·经籍志》的有关记载,对敦煌儒典与南朝、隋唐主流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敦煌儒典远与南朝主流文化衔接,近与隋唐主流文化接轨,既代表了华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     

天涯何处是“江南”:——评吴滔新著《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

<正>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即逐渐占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并始终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沿。明清时代,江南地区为数众多的商业市镇广泛兴起,商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剧,更引起了为数众多的中外学者的注意。某种意义上讲,"江南"不但成为学者们了解唐宋以后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窗口",也成为他们施展"历史学技艺"的学术舞台。然而,天涯之大,何处才是"江南"?面对这个问题,历史地理学家可能会向我们娓娓叙说秦汉以来"江南空间意涵不断演变的故事①,经济史家则会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江南"到底应该如何界定②,而在思想文化史家看来,"江南更多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地理实体,而只是一个文化的"地理意象"③。     

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从“译名之争”到中国经典翻译

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成为19世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由“译名之争”肇始。“译名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God译为汉语。作为论争一方的主要人物,理雅各的观点也经历过由最初的译“神”到最后的译“帝”的重大转折。这其中理雅各深入中国经典,以大量的例证论证了将God译为“上帝”与《圣经》的并行不悖性,这也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从“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

本文结合20世纪中期以来鄱阳湖区渔业生产环境和秩序的剧变及渔业资源争夺问题,解读由一位渔民精英保存并继续"生产"的一批民间文献,重点探讨两修《张氏宗谱》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原因。"四林"张氏在道光年间拟制出源远流长的谱系,且以诗书传家人才辈出自诩。到1946年修谱时才有条件地把"三张"渔民世系收为大房,折射出光复之后地方家族势力的新举措,并可能借此为选举县参议员拉票。1988年再次修谱,"三张"渔民成为倡导者和骨干,并将捕捞区域图附入新谱,借此反映渔民的焦虑和利益诉求,张氏宗谱明显"渔民化"。由此反映民间文献也有其不断"生产"和更新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更为频繁,故宜作"短时段"划分,对民国地方史料作更确切的把握和解释。     

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中国古代法律之儒家化说商兑

学界普遍认为秦、汉的法律是法家制定的,其中并无儒家思想的成份在内,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始以儒家思想改变法律的面貌,以礼入法,中国法律经历了一个儒家化的过程。然而,将出土秦汉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较,可发现秦汉律的基本框架、原则和内容商鞅变法时已经确立。它是一部等级性法律,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等级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因此,秦汉律所蕴含的家族主义和等级观念从其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而非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礼与法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对立的只是儒法两家的社会主张。战国秦以来法律所表现的等级性和家族主义就是李悝、商鞅等创制的不同于西周旧礼的新"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