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弗洛伊德关于“人”的研究

文章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入学理论进行分析,多维度、多视角对弗洛伊德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体系进行了剖析。试图对弗洛伊德的人学研究进行分析,使他的人学研究更加明晰,弥补弗洛伊德人学研究的不足。文章分别从个人类社会关系、个人成长经历、理论与实践等方面论述。以客观、批判的态度,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和个案资料肯定了弗洛伊德在“人”方面的研究,关注入的心理因素、个人因素和主观目素。开创了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以及其思想运动的伟大功绩,同时批判了弗洛伊德“人”的研究缺乏实证和主观推测的弊端。     

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再认识

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进一步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理论挖掘,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一二十年前的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现了哲学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为我们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①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铺平了道路,为改革开放以及形成和完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扫清了障碍,逐步解决和消除了人…     

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费尔巴哈人学与马克思人学之比较研究

能否以实践的视角去观察人、理解人是费尔巴哈人学与马克思人学的分水岭。费尔巴哈人学的独到和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意识三重维度来探索人的完整性,但由于它不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因此它所描绘的“完整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相反,马克思人学将劳动实践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意识三大关系之中,扬弃和超越了费尔巴哈人学,因而马克思所诠释的“完整的人”是现实的人。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被总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即按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言、所行,其内容,可概括为：开展全面阶级斗争,进行全面夺权,实行全面专政。这“三个全面”（或曰：“三全”）是文革灾难的思想理论的根源。何谓“全面阶级斗争”？何谓“全面夺权”？何谓“全面专政”？本文先来讨论关于“全面阶级斗争”的问题。     

陈独秀人学思想初探

对人的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是自古以来人类永恒的主题,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的发起和领导者之一的陈独秀同样对人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挖掘和探析陈独秀的人学思想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现代人学发展的历程和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人学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革命领袖"何以形成——西方学者的三种方法论视角

西方“革命学”在学科分化和交叉发展的大背景下,对革命的起因、发展、结果以及革命浪潮的形成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有益而全面的探讨,然而对于任何一场革命都必不可少的“革命领袖”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研究革命领袖的西方学者以心理学、心理史学和社会学三种理论方法来探讨促成革命领袖形成的各种要素。然而,他们关于革命领袖人物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依靠直觉把握和空泛想象的层次上,缺少经验分析以及建立在经验分析基础之上的全面的理论把握。     

关于方志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在方志的发展过程中,对方志的研究对象,方志界曾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历史上有“地理派”与“历史派”之争,近年来有“资料性著述”、“百科体”的讨论。应当肯定,这些探讨都在一定范围内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推动了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和志书的编纂实践活动。但是也应该指出以往的讨论,或囿于狭窄的范围,或偏重于具体编纂方法的研讨,而真正论及方志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研究对象的却很少。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一门科学的存     

论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三个特质

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 ,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之上 ,融入当代国际局势的新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背景中 ,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对比分析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和西方传统发展观 ,立足国情主动寻求经济发展 ,是其他经济发展理论所不具备的特质 ;非均衡发展与台阶式发展是从国情出发的创新发展模式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 ,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消费的分配领域 ,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 ,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全面发展 ,邓小平把人的现代化即培育“四有”新人提升为发展的本质 ,这一理论创新 ,是对只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观的否定 ,也是对西方现代化中“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的超越。     

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布哈林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随着人们对布哈林问题的再评价,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以与学术界同志商榷。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如何理解布哈林的“和平长入”论,是一个首要问题。人们都知道,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头目伯恩施坦最先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他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需     

1981年史学史研究概述

1981年,史学史的研究出现了比较兴旺的景象,发表在全国性报刊和高等学校学报上有关史学史的论文有一百来篇。其中有综合性的论述,也有对某一个问题、某一部史著、某一位史家的探讨。讨论比较集中的有: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史书的体裁问题、对司马迁和章学诚两大史家的评价问题。除这四个问题之外,从古到今,上起《春秋》、《左传》,下至近代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都有专文评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学史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对“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这种现象在前几年是比较少见的。对前人的史学遗产如何批判继承,这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白寿彝同志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第一至四期。本文所提及的论文及报刊均以1981年为限,故不标年份),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书编撰、历史文学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章以轻松活泼的“答客问”的形式,谈得比较全面、透彻,对人颇有启     

浅谈地方志的价值与作用

地方志的价值与作用,亦即地方志的功能,是历代方志理论工作者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过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对促进地方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时至当代,对地方志功能的认识仍为旧志理论束缚,不尽全面。因此,对志书功能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最早的地方志编修者认为,编写地方志的目的在于“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这一理解是在方志起始阶段的认识,是当时世家大族所建立的庄园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后来的方志理论工作者则认为,地方志的作用有十点:“巨细无遗,以为国史要删;周知利害,以立一代纲纪;详审山川,以决攻守之…     

“汉代奴隶社会”说质疑——评《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

近年发表的史学论著中,有相当多主张汉代为奴隶社会的,其中马克尧先生的文章比较引人注目。它对奴隶来源、奴隶制占主导地位、奴隶的法律地位等问题,做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通过对罗马和汉代奴隶制的研究,发现在很多方面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判定汉代为奴隶社会。笔者对此结论不敢苟同,认为在理论与事实上尚有值得讨论的地方。笔者对古代罗马了解不多,谈不上对比研究,好在马克尧先生文章的侧重点在于论证汉代奴隶制,笔者的质疑也就主要限于利用汉代材料,做一点具体分析,以论证汉代不是奴隶社会。     

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考论篇

本《考论篇》讨论对汉儒研究的实证问题。第I节提出“多方全面”的关注和“理念贯通”的理解二者兼顾,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第II节引用多种史证分析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意指的正读与误读和对汉儒的经学大义、新莽政权、和光武帝应对措施的“多方全面”和“理念贯通”的理解。第III节论述东儒士独特的“改革·革命理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发展变化:“独行”、“清议”、“党锢”、反抗,和这论证与前史学理论的连结。     

1980年以来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问题研究综述

“重农抑商”问题是本世纪讨论最多的史学课题之一,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70年代形成了两个讨论高潮。因为至少有三个重大理论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重农抑商”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史学课题的丰富和更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似乎有了减弱的趋势,但仍不失为一个“拳头”课题。据笔者粗略的统计,从1979年至今,关于这一问题至少有80多篇文章发表,而且与此前的讨论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色。本文即对20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回…     

近年来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研究述评——兼论究竟如何界定人的本质

近年来,人的本质问题研究一直是人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学术界进一步挖掘了马克思的思想,包括劳动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别是重点研究了“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的思想。学术界围绕马克思的三个命题,对究竟如何界定人的本质做了一些新的探索,出现了社会本质说、双重本质说、三重本质说、四层结构本质说、“社会性实践”本质说、整体本质说等不同观点。本文的结论是“历史生成”本质说,人的本质可以界定为:人基于某种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所从事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历史生成物,即为我的、自觉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的生成物。     

马克思的人文关怀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思想家,“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是以人文关怀为主线,通过对人的本质、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以及共产主义对人的解放等方面的探讨,真挚而执着地追求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表现出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情怀。     

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述评

近 2 0年来 ,学术界围绕明清时期所谓“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 )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 ,除了部分论著专门探讨外 (如牛建强、王卫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以该时期社会风尚为研究的主题或主要问题之一 ) ,更多的相关论著对此也有涉及。需要指出的是 ,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 ,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 2 0世纪的事 ,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 ,故也遵从研究习惯 ,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 ,境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 ,囿于涉猎所及 ,本文仅以大陆为限。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有…     

试论孔子的仁本主义人学思想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儒、道、墨、法等诸多卓有特色的人学理论。其中以儒家的人学理论尤其是孔子的仁本主义人学思想最为系统、最有影响。本文集中阐述影响中国几千年,至今仍在影响中国、影响世界的孔子的人学思想,以为今天之社会发展提供传统文化资源。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文化与环境互动作用下的中古经济与地理变迁

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永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