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慰安所”与“慰安妇”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在侵华战争中,长期公开地实施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南京由于它是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驻防日军众多,因而成为日本当局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大城市。南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由来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在对中国军民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至8万人次,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在1938年初,即在日军进占南京城不到一个月,谷寿夫第6师团的随军军医便发现性病己在该师团中蔓延开来。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闻报,当即命令组织医官至所…     

抗战期间驻南京部分日本军民的反战活动

日本当局发动的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日本侵略军对南京等地军民的血腥大屠杀,以及对中国沦陷区长期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仇恨与持久反抗,而且也引起了一些良心未泯的日本军民的痛苦思索与逐步觉醒。就是在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南京,也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军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对日本侵略战争与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活动,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反抗乃至叛逃、决裂的事件。尽管日本当局对日本军民的这些反战活动进行严酷的镇压与严密的封锁,但部分日本军民的反战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南京乃至在整个中国与日本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侵华日军在南京推行和扶植殖民文化的种种手法

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以后,日军当局为了在南京建立长期而稳定的殖民主义统治,在政治上,一次次地拼凑由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通过这些傀儡政府,实施“以华制华”的统治;在经济上,疯狂地搜刮和掠夺中国的各种资源和物产,实施“以战养战”;在文化上,高唱“中日提携”、“建设王道乐土”,实施殖民文化灌输与思想奴化政策。这是日本军国...     

日伪对河南沦陷区宗教的控制

抗战时期,日伪当局在借助民初以来所建立的政教关系基础上,通过控制宗教团体、整顿宗教事务、引入日本宗教等措施,加强对宗教势力的管控,使河南沦陷区的宗教完全成为伪政府的施政工具。在此基础上,日伪当局利用宗教施行愚民政策,进行“亲日反共”宣传,组建宗教武装以辅助日军,利用人民的宗教信仰,变相进行经济搜刮,甚至侵夺欧美系宗教的...     

侵华日军对南京佛教事业的摧残与利用

日军对南京佛教事业的破坏与利用，是日本侵华史的组成部分，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内容，也是日本文化侵略的内容。本文基于史料，重点分析战时日军破坏南京佛教古建筑、杀戮与迫害佛教信徒、掠夺佛教文物、摧残佛教文化事业、将日本宗教纳入战时体制、扶植伪化宗教、导演“佛事”闹剧诸方面，揭示日军摧残与利用南京佛教的本质及危害，以深化我们对...     

“亲日”与反日——抗战时期朝鲜华侨的艰难抉择

卢沟桥事变后，滞留朝鲜的华侨无奈下必须谋求与日本当局保持和睦关系，尤其是驻京城（汉城）总领事馆面临二选一的艰难抉择。南京陷落促使驻汉城中国总领事范汉生脱离蒋政权，支持南京汪伪政权，朝鲜华侨遂宣布支持临时政府，成为日本友邦国国民。1940年代，八路军利用朝鲜华侨进行反日，仁川事件使朝鲜华侨与日本殖民当局矛盾激化，日本对朝鲜殖民地的统治开始受到来自南京汪伪政权管理下的总领事馆和普通华侨这两方面势力的动摇。     

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

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深入,日本逐渐将其魔爪伸向我国西藏地区。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当局从事了一系列染指我国西藏的渗透和阴谋活动。在此期间,日本僧人以“开教”、“求经”等为名,最先涉足西藏。随即,日本军政当局也直接参与到渗透、侵略西藏的阴谋活动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当局出于其侵略并占领整个中国及亚洲的野心,加快了对西藏渗透的步伐。日本不但以收买藏人或直接派遣日本特务潜入西藏等形式,刺探情报,而且利用各种手段,极力接近和拉拢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给他们灌输亲日思想,唆使他们从事西藏独立活动,提倡“日藏邦交”,妄图将西藏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中。近代日本对西藏的一系列渗透活动,不仅表明了日本染指我国西藏的不良用心,同时也对当时西藏分裂倾向的增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罗杰·威廉斯的清教思想及其在罗德岛的实践

罗杰·威廉斯是新英格兰殖民地著名的清教思想家。1635年,由于猛烈地攻击特许状、与新英格兰清教正统派在政教权责的认知上存在重大分歧以及背离了新英格兰清教正统派笃信的"集体利益至上原则",威廉斯被马萨诸塞殖民当局审判并放逐。这起事件集中体现了威廉斯与新英格兰清教正统派的冲突,核心问题在于威廉斯不仅坚定地主张和捍卫彻底的信仰自由,而且力主教会分离与政教分离,并将"良心自由"作为其全部思想和活动的依据和底线。罗德岛不仅是罗杰·威廉斯逃难的落脚处,也是其践行政教分离和捍卫信仰自由的堡垒。在威廉斯的领导下,罗德岛发展成为宗教异端分子的避难所、宗教宽容的故乡和政治上特立独行的殖民地。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20余位西万人士成立南京安全区,对南京难民进行了人道主义的保护与救济。日军当局在攻占南京之前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在攻占南京初期,又默认了安全区的存在,但其后不久日军便认为南京安全区的存在妨碍了他们对南京“新秩序”的建立。因此,日军当局对南京安全区便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压迫,直到扶植“自治政权”以取代之。可以说。由于西方人士倡议成立和管理的安全区违背了日军当局的战略意图。南京安全区被迫解散的结局实际上早已注定。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和战决策

蒋介石“决心应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北京西南方向响起激烈的枪声。在卢沟桥地区进行非法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和受到射击,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发起了进攻。第二天一早,为躲酷暑移到庐山牯岭办公的蒋介石等南京政要们就收到了华北地方当局的“特急电报”。一时间,蒋介石还弄不清楚日本此次挑衅的企图。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历次挑衅无不以蚕食、控制和侵占中国土地为目的。何况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早就公开声明,     

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澄清与思考——读评《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

南京大屠杀是桩国际大公案。受害国的中国人民及专家、学以难以计数的人证、物证,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对南京大屠杀的客观存在,受难人数约30万人。而施暴国的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学”却矢口抵赖,说南京大屠杀并无其事;只是日本军人在“进入”南京后一时“军纪败坏”才出现了少数中国人被误杀事故。自1937年南京陷落（1937年12月13日）至今的68年,围绕着南京大屠杀问题,以中国人民和国际正义人士为一方,不断揭露和抨击日本军人的暴行。     

抗战初我养病时的见闻琐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日军向北平南郊芦沟桥发动了进攻。当地驻军忍无可忍,不顾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八日,中共中央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八年抗战的序幕,终于揭开了。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南京等重要城市。这时,国民党当局才开始履行国共合作抗日的协定:八月二十一日改编西北主力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     

南京宗教的劫难

南京宗教的劫难■文／孟国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期间,无视国际公法,在制造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同时,上演了一出出毁灭南京宗教文化事业的丑剧。大火中的僧舍寺院南京历史上是宗教名城,“南朝四百八十寺”绝非虚传。１９３５年南京僧舍寺院尚有３５０余所,宗教古...     

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

“安全区”和“大屠杀”是出现在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一对似乎矛盾的词语。本文认为所以出现这一现象 ,是由于南京“安全区”的功能发生了错位 ,即 ,安全区某些未定或是次要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超过主要的功能。其原因是日军拒绝承认“安全区”;“安全区”的建立系个人行为 ,并非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对主权国家不具约束力。因而“安全区”被赋予的功能能否正常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当局的意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梁启超向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质问政府的对日妥协。谴责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企图置中国于死地,警告外交当局慎思,并认识到“二十一条”对中国造成的隐忧。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主张加入协约国战团,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联日疏美的外交政策,以防止日本的“死我之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立足于中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特点。     

海外学者评李登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继１９９７年秋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李登辉谈及南京大屠杀,李答以“日本持续向中国道歉是太过份了”之后,１９９８年８月１９日,李登辉接受日本《文艺春秋》采访时再次谈及这个问题。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正确认识历史,以及中国人民要求日本对南京大屠杀和...     

一九二七年东北临江官民的拒日设领斗争

一九二七年的东北,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的严重危险。一九二四年初到一九二七年初,日本的侵华政策是处在所谓“币原外交”时期。因为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日本当局鉴于派兵直接入侵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因而采取了更为园滑更为隐蔽的渗透的方式:一面声称“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一面在“增进两国共存共荣之关系及经济上之提携”的幌子下,进一步收买张作霖,暗     

抗日时期的李济深将军

一 共赴国难坚持抗战实行民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发动军事进攻。事变发生时,李济深正在梧州。不久,国民党当局表示欢迎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参加抗战,李济深便偕同徐谦、方振武、蒋光鼐、张文、云应霖等人从桂林经长沙、武汉到达南京,当局派李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委。 7月9日,当局在庐山召集各党派(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等)领导人和教育、学术、金融、经济各界名流举行谈话会,商讨国事,表示要“准备抵抗”。19日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提出了解决事变最低限度的立场,并强调指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抗战到底。”李济深赞许当局的明确态     

抗战期间驻南京日本军民的反战活动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对南京军民的血腥大屠杀,以及长期的殖民统治,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仇恨与持久反抗,而且也引起了一些良心未泯的日本军民的痛苦思索、逐步觉醒与各种形式的抵制、反抗乃至叛逃、决裂。这是中日战争史中不容忽视的内容。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将南京的“二月兰”变成日本的“紫金花”1937年12月,当野兽般的日军冲进南京,对已放下武器的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实施数十天血腥大屠杀时,日军中一些良心未泯的人就对其部队的暴行感到震惊、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     

板垣征四郎在华中日占区推行的“东亚联盟”运动

1939年10月日本当局在南京组建"中国派遣军"后,由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华中日占区发动与推行了一场"东亚联盟"运动.它既是石原莞二在"9·18"事变后提出的"东亚联盟"理论的实施,又是日本当局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摆脱对华战争的泥潭,而提出的对华新的政治谋略运动.这场运动在华中日占区的起伏与变质,表明了日本侵华战争日益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