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前期的均田制

均田制是我同古代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土地制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以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依据,对其进行系统阐述。     

从敦煌文书“进奏院状”看唐代中后期的信息传递

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逐渐完善的驿站系统,促使信息传播方式丰富多样,而进奏院状作为唐代新型的传播媒介,它有着不同于其他媒介的特点。以敦煌文书"进奏院状"为例,结合其他进奏院状,可以发现进奏院状具有传递范围广、传递信息多、传递速度快的特点。进奏院状不仅成为藩镇获取情报的主要渠道而且还具有联系中央与藩镇的功能,成为唐代中后期重要的信息传递媒介,与其他的媒介共同构成唐代的信息传播。     

冯国瑞敦煌写经吐鲁番文书题跋叙录

冯国瑞先生是陇上著名学者,也是著名收藏家,博学多识,多年钟情于敦煌写经和吐鲁番文书,自己收藏之外,还为过眼写本、文书作有题跋,而这些宝物绝大多数已不复得观,所以“题跋”对相关的研究工作及追寻相关文物流传踪迹自有意义。兹据现有资料将冯著敦煌写经吐鲁番文书题跋11则一并辑录,以为研究者提供方便。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述评

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是作者近十余年利用敦煌、吐鲁番及甘肃、新疆其他地区出土文书研究唐代西域史的成果结集。所收各文,都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有的甚至是面目全非的大改,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唐五代经济史料价值探析

敦煌吐鲁番文书是研究唐五代经济的重要史料,正确认识该文书中的相关史料价值有助于推动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化。通过对文书所反映的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商业贸易等有关内容分别进行分析,可知敦煌吐鲁番文书在唐五代经济史的不同方面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为正史记载提供内容补充,为学术讨论提供资料依据。对唐五代经济史的各类研究均可根据需求选取文书中的有关内容进行考证。     

从出土文书看中古时期吐鲁番的葡萄种植业

本根据吐鲁番出土书中所保存的大量的关于葡萄园租佃、买卖及与葡萄园经营活动相关的书,对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葡萄种植的规模、属性,葡萄园地的还授、租佃、买卖关系,葡萄园的经营、税役以及葡萄的加工、销售等问题作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     

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舍”之记载差异及其用途探微

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对于“舍”的记载内容存在很大差异,仅就敦煌文书而言,其在不同时期对于“舍”的记载格式也有所不同。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记载内容的差异,反映了两地居民在各自特殊地理条件下的居住形态及田地经营方式的不同;而敦煌文书记载格式的变化,则反映出不同政权统治下敦煌地区均田制实施情况的差别。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舍”具有不同的用途,明确这一区别,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古时期两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况。     

出土文书与传世史籍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介评

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城史研究》是利用中国吐鲁番、库车、敦煌与塔吉克斯坦出土的汉文文书,并结合中原传世史籍对西城史事的记录,研究唐代前期西域历史的论文结集,是一部出土文书与传世史籍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本文在介绍刘著的基础上作了相关评论.     

从敦煌文书看唐人婚嫁问题

唐代婚嫁问题是唐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众多传统典籍都对这方面有所记载,但这些记载缺乏基层人民婚嫁的具体信息,而从敦煌出土文书中我们可以对这些方面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认识,特别是有关唐人的婚嫁年龄、婚嫁形式等,从而全面认识唐人的婚嫁生活。     

唐代差科簿制作过程——从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役制文书谈起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61号墓所出一组文书,与唐代籍帐类文书中的差科簿制作相关。通过对该组文书及敦煌、吐鲁番所出有关文书的梳理分析,可探究差科簿的制作过程、方式、地点等问题,并解释出土文书中所见不同形制差科簿的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对于该类文书性质及其运行实际的认识。     

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本文首先对吐鲁番新发现的《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文书进行了细致解读,并由此出发,清理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与关文有关的文书,特别讨论了关文的成立与用印制度之关系、关文所反映的录事司与各曹关系,以及县衙各司之间关文的使用情况。我们相信,对关文格式与运行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唐代地方政府内部政务运行机制的理解．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剑南丝绸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记载了唐代沙州、西州官府民间大量使用非本地所产白练的现象。本文指出,沙州、西州的白练来自剑南道。从剑南至凉州、沙州,向伊州、西州、庭州,剑南道白练进入丝绸之路。通过与官府运输和客商贸易,剑南丝绸深入西域腹地;通过绢马(驼)互市,与游牧部族贸易,剑南丝绸走向了欧亚草原。本文估算盛唐时期每年有三百多万匹剑南道白练进入唐西北边疆,剑南道的白练,改变了河西地区的货币体系。     

吐鲁番出土的两件算学文书初探

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过两件算学文书:一件是编号为60 TAM 316:08/1(b)的《古抄本乘法诀》文书,另一件是《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中的第3632号《数字习字纸片》文书.两件文书都损毁严重,大部分字迹难于辨认,但是研究文书的内容,却可发现当时边疆地区的教育信息,反映出当地不仅有普通的《千字文》、《急就章》等教育内容,而且还有数学教育,侧面说明当地教育的多样性.     

吐鲁番出土契约文书所见唐代房屋租赁——以65TAM40∶28号文书《唐杜定欢赁舍契》为中心

唐代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房屋租赁市场的繁荣,吐鲁番出土的房屋租赁契约文书为研究唐代房屋租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65TAM40∶28号文书《唐杜定欢赁舍契》的签订时间应为唐永徽元年(650),从性质上看,它并非一件以寺院常住为主体的房屋出租契约,所出租房屋系僧练伯之私产。结合其他隋唐房屋租赁文书可知,唐代房屋租赁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例如契约参与者的变化、契约中特殊要求条款的消失、房屋租金支付更多使用银钱、悔约惩罚措施的明确化等。在此基础上,对唐代房屋租赁契约书式进行了复原。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高昌吉利”的铸作时间和钱币性质

“高昌吉利”无疑应是高昌国铸造的铜币。所谓独立存在的高昌国,历史上计有：5世纪后期先后由阚氏、张氏和马氏相继统治的高昌王国,6世纪至7纪中期由麴氏建立的高昌王国,9世纪后期至13世纪末则有高昌回鹘国。收藏和研究钱币的人都知道,回鹘统治时期的高昌国,曾经铸造和通行单面回鹘和双面回鹘的铜币,而“高昌吉利”则为汉铜钱,因此,“高昌吉利”铸作于高昌回鹘国的观点可以排除。     

略论敦煌吐鲁番出土的东晋南朝文献

敦煌、吐鲁番出土了一批东晋、南朝时期的文献,它们大多为佛经,也有道经,以及儒家典籍、书札,其中佛道写经的发愿文题记均有纪年,且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学术价值极高。从发愿文题记可知,这些东晋、南朝文献大多抄写于南方,通过当时东南与西北之间的交通渠道,最终流入到敦煌、吐鲁番等西北地区。这一情况证实：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     

敦煌写本P.3081号文书与唐代五月五日禁忌研究

敦煌写本P.3081《七曜日吉凶推法》是敦煌时日宜忌文书中颇具特色的一篇,以七曜日为纲进行占卜,内容切近民众生活,七曜名称皆用康居语音译:蜜日、莫日、云汉日、嘀日、鬱没斯日、那颉日、鸡缓日.文章在对文书进行录文的基础上,将其与P.2693《七曜历日》以及印度的《宿曜经》进行对比研究,并且结合其中涉及的“七曜占五月五日直”的占卜对唐代的“五月五日禁忌”进行初步考察,从而揭示该文书的实用价值.     

唐代吐鲁番籍的“丁女”与敦煌籍的成年“中女”

唐代吐鲁番户籍将成年在室女子称为丁女,而敦煌户籍将其称作中女,这种称谓上的不同,应源于两晋南朝与北朝之间因土地、赋役制度不同造成的课役身份的差异。依据丁从课役的原则,北朝均田制下的女子只有在出嫁后才能依附于丈夫受田、纳课;未出嫁或丧夫归宗的女子不受田、纳课,亦不能称丁。两晋南朝则不同,女子到法定年龄就要承担课赋,成丁与否不以结婚为必要条件。敦煌户籍的称谓符合北朝以及承此而来的隋唐丁中制度,吐鲁番户籍的载录则是西晋、十六国制度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