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私营经济政策的演变及思考

新中国成立的53年里,私营经济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利用、限制、改造”、和平赎买、公私合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禁止存在和改革开放后的重新产生和发展等几个阶段。每一阶段无不受党的政策的影响。     

阿拉伯联盟对以色列政策的演变(1945～1989)

阿拉伯联盟对以色列的政策经历了由武装斗争到支持和平谈判,由拒绝承认到含蓄承认的过程。这种转变有利于中东和平的早日实现。同时,巴以问题的最终解决,既需要国际社会的努力,也需要巴以双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努力。     

阶级启蒙：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对工人的政治动员及影响(1920—1921)

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安排早期党员入厂做工,先后成立了机器工会等拥有群众基础的阶级工会。同时,出版直接面向工人的《劳动界》等通俗读物,创办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领导工人集会,声援工人罢工,以此反抗资本家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通过对工人的政治动员,使工人的劳动知识和阶级觉悟有所提高,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积累了一定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营造了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由于自身力量弱小,组织涣散,经验缺乏,且面临租界、华界和传统势力的多方压制,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对工人的动员更多停留在有限的组织建设和宣传教育层面上,并没有真正领导工人开展罢工实践,尚处于阶级启蒙阶段。     

中国共产党对建党史事的言说与阐释(1921-1951)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付梓问世,建党叙事经过不断完善,最终构建起一套具有典范意义的标准叙事。一是以跨学科的“横通”与长时段的“纵通”,挖掘建党的深厚根源,塑造中共应运而生、扎根中国的正面形象。二是以“一大”作为建党的标志,形成由小组到建党,且又偏重后者的叙述架构。三是以“焕然一新”的修辞和“开天辟地”的隐喻,揭示建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建党史事的言说与阐释是一种带有自传性质的书写实践,在重温历史的同时,也完成了形塑自我的使命。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其绩效(1949～2013)

<正>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平均分配"和邓小平时期的"有效分配"。前者更加注重公平,但生产力发展较为缓慢;后者更加注重效率,但在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公平"与"有效"分配制度的显现与产权的变化紧密相关。收入分配制度可根据经济个体对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产权变化而分为:1949~1956年的土地要素和劳动要素效率共同释放阶段;1957~1977年的全     

澳大利亚对日政策的演变(1901—1941)

30年代末、40年代初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澳大利亚对日政策的演变是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变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就澳大利亚自本世纪初成立联邦政府以来到30年代中期的澳日关系发展作一简略概述,着重探讨澳大利亚对日政策演变的诸原因,并全面论述澳大利亚对日政策演变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建设——(1966～1976)

<正>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值全国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存在"左"倾错误,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导致社会动乱,经济停滞。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民国前期灾荒期间,天津商会与官方及民间慈善团体通力合作,对灾民施行了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生存压力,也使商会在社会救助这一公共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赈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有时合作,有时抗拒,越到后期合作越少,冲突越烈。     

1966～1976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政策述评

1966～1976年间,我国对个体私营经济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至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的12.2%.此外,由于这期间对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的限制政策,扼杀了农村经济的生机和活力.     

浅析1949～1952年我国对私立学校的政策

1949-1952年,我国对私立学校的政策从最初的扶持改造到后来的全面接管,方向上有了很大转变。扶持改造政策的形成与当时私立学校的状况密不可分,而其后接管政策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     

“五反”运动后的政策调整对私营工商业的影响

"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在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影响了生产和经营,党和政府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了调整。通过调整,不仅使私营工商企业的劳资关系普遍得到了改善,而且还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因素,从而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平稳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     

民国时期祁门红茶贷款案与银企关系的建立--关于上海金融资本对周边产业经济之控制

祁门红茶与上海交通银行贷款关系的成立 ,标志着农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活动受到金融资本的支配与控制。而在战前区域经济关系中 ,也说明中国内陆地区农业产品的生产者与贸易组织同沿海出口口岸的关系更为密切。本文重点考察作为中国出口大宗产品的祁门红茶与银行银企关系建立的过程、原因 ,及其金融支配与控制关系对于出口产品生产与销售的影响 ,以期说明农业产业组织的变迁与沿海及内陆区域经济关系形成问题。     

暖春是怎样变成严冬的: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反右派运动

本文以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命运的跌宕起伏为线索,重点考察了从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历史过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掀起;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三、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消极影响;四、右派错误言论与整风运动的转向;五、反右派运动的梗概;六、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错误及其成因.     

从个体商业缴税的演变看转型期的政策机制

在个体户诞生之初,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征税,针对个体商业创造了代扣代缴营业税的政策,并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与推行。但在实行了十年之后,却不得不停止这种政策。通过对个体商业代扣代缴营业税的演变过程的分析表明,在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政策机制:地方政府与私人的互动。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双方于1974年11月开始缔约的预备谈判,后因日本政局变动使国内政治力量重组,自民党亲台势力掌控党政大权,在反霸问题上态度变化,导致谈判受阻;与此同时,中国也因文化大革命在缔约问题上回旋余地有限,致使缔约谈判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恢复中日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于1978年5月恢复了谈判,并于8月正式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清代至民国甘青宁地区农牧经济消长与生态变迁

清代至民国时期甘青宁地区农牧交界带农耕和游牧民族因生存而争夺“草场和耕地资源”,此消彼涨的纷争和一些不适当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弱化了这里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使人居自然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失衡加重。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乃至武装冲突事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1993年台商赴大陆投资“井喷性”增长之原因探析

1993年两岸经贸关系热络、台商赴大陆投资呈现"井喷性"增长,原因固然有多种,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大陆对外全面开放态势的确立、以浦东开放为龙头的"沿江开放"形势发展迅速,不但是其激发性因素,也是其主导性的关键因素,这从事实上证明了改革开放不但增进和加强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有力地推进了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对其大陆经贸政策稍有放松并提出"亚太区域营运中心"构想,以及第一次"汪辜会谈"成功举行,对两岸经贸交流也起了明显的"升温"作用。     

1961年美蒋关于外蒙古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

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益增加,为了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搬出外蒙古问题,企图通过让外蒙古进入联合国这一“迂回”手法,达到保护国民党席位的目的。在策划该计划的过程中,美蒋发生了激烈争吵。经过数轮讨价还价,美蒋最终达成妥协,从而为外蒙古进入联合国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