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

明清时期,婺源乡约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角色经历了明嘉靖朝的以教化为主,到隆庆五年(1571年)至明末里排共管,再到清代和保甲一道基本取代里排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乡约的数量不断增加,乡约逐渐成为确立乡村宗族、村落权力格局和彰显社会身份的工具,其与保甲之间也逐渐密不可分。通过对婺源乡约与其他基层组织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明清时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有更深入的认识。     

从乡约看近代士绅与近代社会

近代绅士通过乡约来实行地方自治,强化自已的社会地位,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晚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关注近代乡约,关注乡绅有助于我们透彻了解近代社会生活的特质。文章通过对近代乡约的研究,从士绅与乡约的制定、士绅与乡约的宣讲、士绅如何通过乡约控制乡村社会三个方面,揭示晚清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融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透析,颇有新意。     

乡建运动与新乡贤阶层的崛起

一、乡贤与乡村治理 在古代,王权政治只管到县一级,广大乡村通过自治的方式,以及乡规民约实现有效管理,体现的是宗法制度与儒家思想.传统乡贤社会与乡村治理(自治)主要包括:保甲制度、乡绅、乡约(如北宋吕大钧返乡后与乡民订立《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乡学、私塾(村塾)、义学、义庄、义仓.     

乡约及其社会教化

乡约及其社会教化谢长法一、乡约的滥觞、发展与乡约组织的建立乡约原是指乡村、城坊的民众以美风俗、安里弥盗为宗旨自发订立的乡规民约。其滥觞于北宋吕大钧所创的《蓝田吕氏乡约》。《宋史·艺文志》载：＂《吕氏乡约仪》一卷,自大钧撰。＂吕大钧,字和叔,蓝田人,嘉...     

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与乡村建设思想

作为中国早期农村社会学学者,杨开道详细地研究了乡约的产生、发展过程和主要特征.他吸取乡约制度中自下而上的发起方式和一纲三目的体系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农村组织建设方案.他设想的农村地方社会组织是全村范围内的统筹性组织,体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分工合作原则.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他与梁漱溟在乡约和乡村建设理论方面的不同认识,全面地反映出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     

略论清代广东乡村的乞丐及其管治--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清中叶以来,广东人口急剧增加,乡村乞丐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外来恶丐的强乞、勒索、吓诈、盗窃等现象日益严重,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农业生产。对此,清代广东地方政府与乡民甚至联合起来颁布了有关管理乞丐的告示或乡规。其管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对乞丐行为的管治;二对基层组织的督促;三对当地人的约束。其中,乡村保甲、乡约是管理乞丐的主要力量,地方士绅是推动乡村乞丐管理的重要力量。     

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

乡里制的崩溃与乡都制的确立 ,是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北宋前期 ,乡仍具有一定的职役功能。这种功能直到至和年间才因里正的废止及乡书手的变化而被基本剥离。随着经界法的实施 ,乡逐步成为了一种地域单位。里早在北宋就已遭到巨大的冲击 ,而到南宋中后期 ,在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名存实亡。与此同时 ,都逐步成为乡村基层建制的主流 ,并在土地控制 (经界 )和人户控制 (编户 )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

乡司是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和乡村管理体制中的关键人物 ,其地位经历了由乡里基层政权的下属逐步上升为县吏的变化。这是因为乡司负责县乡赋税征收各类簿账书算的职责使其掌握了县乡赋役征收的实权 ,成为县衙征税与税户纳税的交接点和中间环节 ,是宋代州县基层政权维持正常运转的润滑剂。而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乡司的出现适应了两税法之后赋税征收体制和乡村管理体制的需要。同时 ,乡司的地位变化 ,也反映了宋代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重构和功能的不断调整     

清代新疆乡约治理蝗灾职能研究

自宋至清朝以来,乡约的防灾和救灾职能就一直存在,其救灾职能是由宋明乡约的互助职能演变而来。宋代乡约要求同约者互助,明朝乡约已经参与官府的救济工作,官府救济的对象由乡约来确定。及至清代,乡约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在防灾和救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可以说渗透到救灾和防灾的各个方面。这种情况下的乡村社会,乡约和官府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过程之中。这种互动,使得官府在面对自然灾害对所辖地区的民众既有经济方面资源的倾斜(如提供粮食等),也有政治方面维护所辖地区的稳定(如出动军队抗灾),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     

从教化职能向政治职能的演变——以清至民国前期的新疆乡约为例

乡约最早成立于北宋年间。当时的乡约完全是一个单纯的教化制度。明中后期,许多州县已建立了乡约,朔望讲读圣谕或约规已经成为明朝封建教化的重要形式。但这一时期的一些乡约已经具有了诸如稽查奸宄、催征赋税、管理社仓等一些基层综合管理职能,从而开始了乡约的官役化过程。乡约制可以说是对以往新疆基层政治制度的发展。     

循环经济视角下百色市乡村旅游业耦合发展研究

针对百色市乡村旅游业发展现状,根据循环旅游经济和乡村旅游资源循环发展的理念,提出基于循环经济视角下百色市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构建百色市循环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型,为乡村旅游的开发提供对策。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乡村旅游成为国内旅游主战场和居民消费重要领域,年接待游客7.2亿人次。目前百色市乡村旅游业迅猛发展,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绿色旅游、古色旅游成为百色旅游发展的新特色。百色市正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开拓乡村旅游市场,努力打造百里乡     

明清婺源乡村行政组织的空间组合机制

以《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为代表的民间文书详细记录了明清乡村行政组织的演变过程。婺源乡村行政组织以"图"为顶点,将图甲(里甲)与保甲、乡约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了多种空间组合形式。"甲"在其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这类组织的本质是差役,民间社会在组合过程中形成了注重负担公平分配的运作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一乡一节”特色乡村旅游模式发展研究——以四川省简阳市为例

在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乡村旅游无疑成为了各农村地区深入发展区域经济、实现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的首要方式,而发展乡村旅游不能只依靠或借鉴一个模式进行到底,更应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出具有该区域特色的乡村旅游模式。本文通过对四川省简阳市"一乡一节"特色乡村旅游模式的分析研究,提出以"一乡一节"的乡村旅游模式对乡村振兴、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战略意义。     

四保客家的语言与服饰

四保位于武夷山南侧,隶属闽西,是纯客家人的居住地。历史上,长汀、宁化、连城、清流四县交界的结合部,长约70余华里的乡村统称四保。而今四保指清流的里田乡、长校乡、连城的四保乡约三万余人的一带村庄。人们一代又一代的在这儿繁衍生息,开拓出一片丰饶之地。     

宋明理学影响下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管控

在宋明理学影响下,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管控由原来带有原始民主色彩的社会基层组织发生了变化,由宗祠自发的救济扶贫行为变成了主要为有组织、规模的,有政府介入的社仓等救济组织;乡村治安,保甲制逐渐代替了个人防范行为;石牌法、“款约”、“埋岩”等习惯法也终究被充满理学道德理想主义的乡约所替代.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1879)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组。     

浅析梁漱溟乡村组织思想

乡村合作组织是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中提出的解决当时农村问题乃至中国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在其对乡村合作组织建设的设想和实践过程中,强烈地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关怀。其乡村组织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文化为本西洋文化为辅的思想、以农促工的经济思想、对传统乡约的发扬和改造以及合作组织和科学技术的相互推进等方面。他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的乡村组织建设中仍具有积极意义。     

传统乡规民约何以可能——兼论乡规民约治理的条件

作为民间法的乡规民约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乡规民约如何起作用即其权威来源和基础却鲜有研究。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是理解和把握乡规民约在乡村社会地位的重要视角。本文以马克斯·韦伯的权威来源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熟人社会的礼治秩序、乡约组织的宣教引导、宗族制度的家法族规、乡村精英的教化授命等角度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及治理条件。     

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

自明中叶以迄清代,由于险恶的地理生态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动荡,赣南乡村居民自发地构筑大量用于军事防卫的乡村围寨,于是形成广泛而持续的筑寨建围运动。伴随着乡村围寨的构筑和乡族武装力量的崛起,乡族势力尤其是宗族的力量得到不断的发展,并日益地军事化和割据化,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中非常成熟的支配力量。乡村宗族构筑围寨,“聚族自保”,直接地导致“聚族而居”聚居聚落的形成,聚居宗族也得以强化,这展示了赣南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宗族发达并与村落重叠这一普遍而显著的社会人文现象的历史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