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承认自己有错误

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饥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学术界较少论四清运动与大饥荒的关系。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饥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经济困难时期随刘少奇等进行农村调查

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都深人到农村基层,了解实际情况,听取广大农民的意见和要求。1960年1月,我由零陵（现永州市）县委书记岗位重又调回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曾参加由刘少奇和省委负责同志组织的几次农村调查。     

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在 2 0世纪 60年代发起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对于中国历史的向“左”走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开展社教运动 ,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开始的 ,但在毛泽东提出在全党宣讲两个十条后 ,阶级斗争被放到了第一位。而后刘少奇视察大江南北又提出了反右倾 ,使社教运动再升温。与此同时也引起了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使社教运动曲折复杂起来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     

试析张闻天的纠“左”防“左”思想

众所周知,张闻天是30年代初党中央领导核心人物之一,犯过“左”倾错误。但他一旦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后,能够面对现实,检查和批判“左”倾错误,并且逐渐深化认识。因此,在遵义会议时,拥护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后的工作中,他正确地把握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提醒人们防止右倾错误的发生。建国后,他虽然不居高位,但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左”的东西特别敏感。在他的言行和著作中,体现出一条非常明显的纠“左”防“左”的思想红线。今天,进一步总结这一深邃的思…     

毛泽东遭受的四次重大打击

人们今天谈起邓小平总称道其“三起三落”的坎坷经历,邓小平同志坚韧不拔的意志的确令人起敬。但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之前遭受的四次重大打击,却论及甚少。殊不知,毛泽东在当年险恶的环境中做出特殊功业,反而被“左”倾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给予了残酷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

1958年下半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阵阵浪潮,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趋严重.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有所觉察,并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力图纠正“左”倾错误.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会议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十年规划中的钢铁指标等问题,起草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等文件.会后,毛泽东连续写了三封信,提出要为召开武昌会议“先做思想准备”.     

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熟读史籍,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素养。建国后,毛泽东关心历史科学的研究,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高度重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倡百家争鸣,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参与了相关的史学论争,并影响和左右着论争。但是,所谓的“史学革命”、“文革”史学也受到了毛泽东“左”倾错误论点的影响。     

任弼时与毛泽东相识相知相助

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个组成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在党的七大后形成的,是全党爱戴的中央领导集体,其中任弼时（1904-1950）年龄最小,但他英年早逝。今年时逢任弼时诞辰95周年,本刊特发表《任弼时与毛泽东相识相知相助》一文,以资纪念。七大以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人组成。这个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是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复杂斗争中,克服了右的和“左”的错误逐步形成的。任弼时在党的七大的开幕典礼上说：在党的24年奋斗中,“最大的收获”是马列主…     

毛泽东失权后六次献计

毛泽东6次献计,可惜未被完全采纳,否则,中国的革命史是否会重写?土地革命时期,“左”倾中央先后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军权。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坚强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军委制定战略战术方针时,虽不在其位,失去权力,却高瞻远瞩,善谋其政,多次为苏区和红军的安危献计献策。     

“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始末

四清运动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在四清运动中,湖南是表现最积极的、也是开展运动最早、时间最长的一个省份,特别是运动期间在益阳县发生的“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对全省四清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波及全国。为此,本文试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番述评。     

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二)

说共产国际在1920—1935年间未必刻意压制过毛泽东,主要是就其主观动机而言;至于客观效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共产国际当时过“左”的路线和政策,注重中国实际的毛泽东确实受到过那些代表着共产国际的、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左”倾领导人的排挤和打击。当毛泽东向斯大林发出抱怨时,这段经历无疑在他的内心深处隐     

论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一度引起国际性的争论,似乎至今仍方兴未艾。始作俑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龚楚。他在50年代前期与中共叛徒张国焘商量后写就的《我与红军》那本回忆录中首先捏造了一则谣言,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泽东的,他“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军权。书中不惜笔墨把周恩来描绘成是一个冷酷无情、专事斗争、言词尖刻的专制家长,而毛泽东则成     

王明的右倾错误和共产国际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发生过王明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放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王明的右倾错误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

1935年1月15日黄昏,从贵州遵义新城古寺巷一幢建筑精致的两层洋楼里走出了三个人,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带着自信,带着要战斗的激情,他们来到了旧城柏公馆。这里将要举行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这一天来得极其不易。10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谈到这次会议时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张闻天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则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     

也谈“二战”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

读了《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巩健芳同志的“试论‘二战’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一文后很受启发。该文对二战时期连续三次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感到文章对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的观点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巩健芳同志文章中说:“旧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就是“左”倾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吗?我认为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误传为毛泽东。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

1958年下半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阵阵浪潮,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趋严重。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有所觉察,并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力图纠正“左”倾错误。     

毛泽东处理“富田事变”的教训

20世纪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所发生的“富田事变”与毛泽东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事变后毛泽东对其本人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不断反思并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在随后的革命岁月里,他不断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处理解决党内矛盾的思想根源,最终形成了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指导“解决山东问题”

<正>1942年3月，刘少奇从华中抗日根据地苏北阜宁县出发返回延安。4月10日，到达山东党政军驻地临沭县朱樊村（今属江苏）。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顺道帮助“解决山东问题”，在此停留了近4个月，7月下旬离开。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交给他的“解决山东问题”的艰巨任务，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更好更快更大的发展与巩固，为后来山东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发挥其特殊作用打下了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