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警察行政执法规范

警察有着法定的行政执法资格,并且承担着特殊而繁重的执法任务,现代社会的警察行政执法触角已经伸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规范警察行政执法意义重大。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设专章提供对警察行政执法监督法律依据,使得警察权力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客观规律[1]。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警察行政执法规范理论体系,力求有所创新,为警察行政实践服务,推进警察行政执法活动的规范化进程,推进和谐行政的建设。     

民初广东警界陈景华简介

<正>1913年9月15日晚上,军阀龙济光以中秋赏月为名邀请广东首任警察厅厅长陈景华到都督府,向陈景华出示袁世凯的密杀电令。陈景华不予置辩,从容就义。[1]陈景华从任职到牺牲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执法如山,戡乱安良,在广东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成为广东警察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从前清干吏到民主革命斗士陈景华(1865-1913),广东香山人南屏(现珠海)人。1895年春     

警察与大革命——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时期的广州警察

在1923—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有一支武装力量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广州的警察。然而．在对大革命史的研究中,广州警察似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有关大革命时期广州警察的学术论文尚付阙如。学术界对广州警察研究的冷落与广州警察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是不相称的。本文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领域中研究的空白。     

威海卫：曾经的香港警察来源地

香港警察,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纪律部队,因各种影视作品的不断渲染,早已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警察的来源地竟然是远隔千里之外的威海卫。现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作为“励志典型”,从一个警察后代成长为政界名人的奋斗历程,曾令无数人为之折服与赞叹,而他的祖籍恰恰就是威海卫,他的父亲就是从威海卫走出来的香港警察。     

近代安徽的警政

一、前言清末提倡现代警察制度,始于戊戌变法时期。迨至光绪27年7月(1901年9月)谕令各省裁汰绿营,改练巡警,①这是清廷有意编练警察之始。光绪28年(1902年)元月,清廷改北京善后协巡营为工巡总局,此为中国近代都市警察机构之权舆,也是自办警察之始。②7月,袁世凯专折奏定警务章程,9月,清廷谕令各省仿照办理。③安徽的警政建设即在此一背景下展开。     

明清时期流民与粤东北山区开发

明清时期的赣粤闽三省交界山区是一个流民活动非常频繁的区域。对于这区域的流民活动,已有不少学者做了论述。透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清以来,在该区域有相当数量的流民从广东、福建两省进入赣南山区,并对该区域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事实上,明清时期粤东北地区不仅是流民的迁出地,而且还是个流民的迁入地。流民迁入,也因此促进了粤东北山区的开发。本文拟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粤东北流民的来源及其对当地的开发进行探讨,以期对明清时期赣粤闽三省交界山区的流民活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对包惠僧"一大"代表问题的再认识

包惠僧作为“一大”代表,目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他是陈独秀的指派代表。但笔者认为,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厌其烦地申明自己是广东代表而不是陈独秀的指派代表的回忆是可信的。认为包惠僧不是广东代表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强调包惠僧不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而是武汉小组的成员。然而,这个在逻辑上说得通的推论却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我们将考察的视角“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一大”召开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很大的流动性,而且也往往认可这种流动的事实。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那时谁也不…     

简论日本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

本文将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分为近代和当代两个时期 ,指出近代神户华侨社会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四个特征 ,认为近代神户华侨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是以火柴贸易和生产为中心的关系。改革开放后 ,虽然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的关系有了恢复和发展 ,但这种关系缺乏坚实经济关系的基础 ,是一种“根”在神户的关系 ,而不像新中国成立以前那种“根”在中国的关系 ,这是神户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在近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的主要差别 ,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神户华侨华人社会本身变化———即落地生根的结果。不过 ,未来新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动态却值得注意     

新中国公安志编纂研究

公安志是专门记述公安(警察)历史与现状的专业志,系统、完整地记载我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安(警察)工作及其发展的历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和发现公安(警察)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弘扬人民公安优良传统、传承公安文化、资政育警、历史借鉴、史料收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我国公安志编纂事业的不断壮大、发展,大大充实地方志的内涵,为地方志的编撰提供更加全面、丰富的素材。     

浅析商周青铜器上的圆涡纹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常会见到圆涡纹,也叫涡纹。涡纹形制简单．不像兽面纹、龙纹或鸟纹这些商周时期非常流行的纹饰引人注目,所以有关涡纹的研究前人虽有所涉及却来深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圆涡纹进行归纳梳理,提出了粗浅的认识。     

广东唐宋制瓷手工业遗存分期研究

广东是唐宋时期瓷器的重要产区之一,本通过整理有关资料,用考古类型学方法作分期研究,以复原广东唐宋时期制瓷手工业历史面貌。     

广东“银毫券”的兴亡

正清末到民国时期曾经流行于广东一带的"银毫券",因早早退出流通少有人解。为了搞清楚广东当年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币制,笔者经查阅史料,探讨"银毫券"产生的起因,得到与前人观点不同的认识。广东地区当年为什么习惯使用"银毫",以致后来使用"银毫券",《广东省志·金融志》是这样认为的:"由于广东的传统、经济生活的水平、人们的使用习惯,银元在广东使用并不普遍,铸造数量也不多,而毫银特别是双毫得以大量流通,     

伟人的胆识和胸怀——记任仲夷回忆邓小平

任仲夷（1914--2005）“文化大革命”后曾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广东早期最艰难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东的先行一步,对带动全国改革起到了重大影响。笔者于1998年至2004年夏天曾多次在任仲夷家中对他进行采访。任仲夷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多次谈到广东之所以有今天,首先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的正确领导和关怀。笔者根据多次访问记录,试将任仲夷有关回忆邓小平的部分摘录整理如下：     

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读后

<正>作为近代中国曾经存在的十六所教会大学之一,岭南大学六十四年的短暂历史留下的是永久的回忆。陈国钦、袁征著《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     

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读后

作为近代中国曾经存在的16所教会大学之一．岭南大学64年的短暂历史留下的是永久的回忆。陈国钦、袁征著《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用湮没在故纸堆的史料．     

东北沦陷时期的伪满警察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为有效维护和巩固其殖民统治,在东北设立了伪满警察这个组织机构,由日本人掌握实权,还具备名目繁多、职责明确、机构庞大、人员较多等特点。伪满警察要进行学习与训练,以便更好地效忠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另外,伪满警察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加强对东北社会的控制,以武装力量进行大"讨伐"、不断制造惨案,实行经济统制政策,监控思想动态、搜取情报,它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进行殖民统治的有力工具。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1935—1944年)(上)

关于陈诚抗战前后的整军计划及其参加历次会战的情形,我馆所藏的陈诚私人回忆资料中有详尽叙述。此份回忆资料是一九四五年由陈诚本人口述、经其左右记录整理而成,后保存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内。一九四八年,重庆国民党军委会战史编纂委员会派人从南京携回回忆资料的全稿,摘录其中部分章节发交该会编纂组参考采用。这里发表的即是此节录本,包括如下内容:第七节,陆军整理处处长时期;第八节,行辕参谋长时期;第十二节,淞沪战役时期;第十三节,武汉卫戍总司令时期;第十四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时期;第十五节,政治部长时期;第十六节,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期;第十七节,远征军司令长官时期;第十八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期。至于全稿共有多少章节未详,但所摘各节已能概括反映陈诚担任各该重要职务时的主要活动,史料价值较高。特予公布,以供参考。     

格列的奋斗

这个早在1972年就担任人民公社社长的回忆,见证了东嘎这个村庄尚处农业时期的奋斗历程。     

丘逢甲清末广东禁赌事迹考析及相关之史料

丘逢甲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之先贤,研究丘逢甲的专著与论文颇多,但内容论及丘逢甲广州事迹者,仅贺跃夫《关于丘逢甲在广东的若干史实考析》一文较为言之有据。贺氏之文主要引用清末广东谘议局的会议报告书,而本文拟以清末官报中记广东禁赌事者为主,辅以当时报章之文,解析丘逢甲在清末广东禁赌始末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兼介绍两则前人未曾引用的有关丘氏之史料。     

百年潮

对拨乱反正时期的珍贵回忆今年第3期,我们刊发了冯兰瑞同志关于国务院政研室的回忆后,颇得读者好评。现再发一篇于光远同志的回忆。它详细叙述了这一机构的由来和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工作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年反对“四人帮”,整顿“文革”混乱状况的艰难斗争;文中回忆的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尤为珍贵。一个历史事件能否在历史著作中得到真实再现,既要依靠档案文献,又要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