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堂发现四川义和团运动新资料——介绍三星桥吴公碑

清光绪廿八年(1902年)金堂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声势浩大,冠及川西,威震清廷。关于这次运动的情况,领袖人物,各次大的战役,历史意义等,陈时江《四川通志采访录·金堂采访录》、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四川近代史》诸书都记述颇详,金堂县地方志编辑部诸先生也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由于资料的匮乏,对金堂义和团运动与封建官吏的关系却     

20世纪初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19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的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洋教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19世纪最后二、三年出现的义和团运动,则可以说是反洋教斗争的总汇和高潮。史学界对于甲午战前的反洋教斗争已做了一些研究,对于义和团运动则做了更多的认真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对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反洋教斗争则注意的很不够了。有些中国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的论著,对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反洋教斗争虽有所涉及,但只是作为辛亥革命的背景来加以叙述,未来得及进行较细致的研究。事实上,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尽管清朝统治者兢兢业业地恪守《辛丑条约》,对     

商周陟神仪式与《离骚》中有关描写

张光直先生在其《中国青铜时代》中曾提出过一个开始不被重视,以后又引起争议的观点,他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乃是巫觋通天地工作的一部分工具。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否有这种意义,笔者没有资格置喙。但我觉得,张光直先生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观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早期巫术中,动物乃是帮助巫师交通人神的重要伙伴。张光直先生的研究,使我们对商周时期的巫术观念及巫师沟通天地时的操作过程有了全新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楚辞放在原始巫术文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将会有新的理解与感受。 在商周巫术中,巫师贯通天地、与神交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降神,即巫师通过一定的仪式,邀请或召唤神灵自上界来到人间,卜辞中有许多例子:     

先秦社会的巫、巫术与祭祀

本文分析了先秦时期巫的本质特征及巫术与祭祀的关系,基本论点如下:（一）先秦社会的巫,其基本功能是降神,与萨满（shaman）相似,而与西方的巫师（witch）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不应以巫师文化的种种特征来比拟先秦社会的巫文化。（二）先秦社会的巫术已溶入祭祀之中,因此,不应把先秦时期的巫术文化与祭祀文化看成可以截然划分的两个文化发展的阶段。     

情感史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情感史的发展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涌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理论和著作。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情感史运用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之中,力图发现巫术和巫术审判中的情感因素,揭示巫术和巫术审判中情感产生效力的机制以及理解作为巫术史研究对象的情感表象等。情感史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的视野和研究路径。     

主和处死，主战也处死：庚子期间大臣的命运

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皇权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臣"对"民"来说虽然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任君打杀的奴才走狗。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度地覆天翻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些主和或主战的大臣都先后被杀的悲剧命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一、举棋不定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     

一位很值得纪念和研究的人物──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

1993年是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张申府先生（1893─1986）,哲学史家兼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1893─1964）,以及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先生（1893─1988）诞辰一百周年。中国文化书院于当年下半年（梁漱溟先生的诞辰日）召开学术会议,探讨研究他们在中、西、印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我有幸也被邀与会,并就梁漱溟先生事提供了一个书面发言。今录之于下。我对上述三位先生的学术、道德、生平都缺乏研究,本来没有发言权。唯独对于梁漱溟先生,我禁不住想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梁先生有特别的了解,而是因为我意外地读到汪东林先生发表…     

运用民俗文化学研究敦煌民俗——《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评介

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中国民俗探微》一书,是南京大学中文系高国藩教授继他的《敦煌民俗学》、《敦煌民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之后,又一部敦煌民俗研究的力作。该书填补了敦煌巫术研究的空白,是敦煌民俗研究的新突破。同时,该书也弥补了中国巫术研究的不足,开辟了巫术研究的新领域,对中国民俗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就其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而言,该书都颇具特色。 以往的巫术研究,或局限于对现有少数民族巫术的描述,或囿于对古代某个巫术的简单摘取,往往挂一漏万、内容狭隘,不能概述巫术的全貌。不但对中国巫术的源流缺乏辨别,而且对敦煌巫术更是涉猎甚少。该书作者打破框框,以敦煌巫术为轴心,基于自己对巫术的科学分类,对各主要巫术类型及重点巫术从古至今的流变,作了全面细致探讨,使得该书在内容上较以往任何一部巫术研究著作都显得系统全面。 首先,作者对历来混淆不清的巫术与巫师概念作了总体考察,提出自己的巫术分类体系。将     

六朝文物的一次大检阅--读罗宗真、王志高先生著《六朝文物》

近年来,南方六朝文物的发现和研究颇受重视,以六朝都城建业和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以及成都等地的佛教文物之发现、六朝瓦当研究、南方各地六朝墓葬、六朝瓷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等,使得大批过去鲜为人知的文物遗存得以为今人所知所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先后有《六朝考古》（罗宗真先生著）、《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李蔚然先生著）、《南京的六朝石刻》（梁白泉先生主编）、《六朝艺术》（江苏省美术馆主编）、《魏晋南北朝考古》（罗宗真先生著）、《六朝都城》（卢海鸣先生著）、《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蒋赞初先生著）等一批论著问世,极大地促进了六朝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浅析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义和团运动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邪教运动,通过分析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可以知道义和团运动主要是一次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瓜分中国的爱国运动。     

萨满舞与俪舞之比较研究

在人类文化的原始观念形态中,巫术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天,我们用科学的世界观来看,这无疑是迷信活动,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作为准宗教现象之一的巫术,成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曾在历史的长河中泛波。在原始文化中,巫术与原始宗教是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其中包含有科学和艺术（音乐、舞蹈等）等多方面的内容。巫文化在中国原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巫文化有两大系列,其一为北方的萨满文化（即为萨满教）,另一为南方的雅文化（即为巫摊教）。萨满教广泛流传于北方各民族中,如：突厥语族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语族的…     

巫术信仰本质的注释：十五世纪乞丐传统的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化

巫术是一种历史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地域的变化,社会文化方面也会产生变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能追溯到形成巫术信仰的不同的文化底层,从而阐明它们的融合过程。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学这两种元素在15世纪如何交织在一起,当时,那些被称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方济会修士、多米尼加传教士以及审判官,通过这种交织构成了一系列与巫术信仰相关的、连贯的、多样性的画面。通过将本人在专著《巫术、迷信和圣方济会修士》中一些重要的信息资源与其他作者作品中的信息联系起来,本文旨在分析这个多文化传统结合的过程是如何将巫术现象之被创造、被理解这一事件具体化、清晰化的。此外,本文也想强调,这些时而指向现实时而指向怀疑立场的、有关巫术信仰的、相互矛盾的观点是如何与修士们不同态度的具体转变相联系的。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

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率先做出反应,联络各国公使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催促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镇压义和团。继而,法国政府也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竭力促成列强联合出兵侵华。7月中旬,法国最先建议列强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以便从根本上削弱清政府的抵抗力量。在谈判签订《辛丑条约》的过程中,法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提出了与他国不同的主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法国虽然与俄国存在同盟关系,并在一些问题上与俄国保持一致,但其对华政策并不完全被法俄同盟所左右,而是把维护列强的联合置于对华外交的最优先地位。     

李文海先生与义和团研究

<正>李文海先生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前后。从1986年起,他先后当选为义和团研究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第五届到第七届理事会顾问,发表著述多种,对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社会影响和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义和团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提出卓越见解。他的成果和卓识主要表现在: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一块文化"飞地"

20世纪80年代中叶,我国思想界陆续冲破一些禁区和摆脱“左”的樊篱,各地开始大量发掘和公布了许多过去不敢问津的民间文化遗存,包括常被误解为封建迷信的民间宗教和巫术巫蛊等文化现象。1983年,周扬先生生前曾把这次思想解放．称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加以论述。     

从人类学视角探究小说《白鹿原》中的巫术行为

《白鹿原》是陈忠实先生以关中平原白鹿村为背景,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和厚重的史诗分格。描绘了诸多传统文化习俗信仰,其中就有巫术信仰。笔者应用人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对白鹿原上的神秘巫术行为进行探究,试图指出巫术行为的功能性。     

红灯照的社会表演

红灯照组织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特殊的女性群体,集合了多元的女性成色。红灯照的首领多从事过巫术或杂技表演活动,其在公共空间的表演带有炫技和表现性魅力涵义。红灯照中的个别首领和成员出身娼妓,妓优合流在红灯照系列人物里重新找到依据。红灯照尚艺妓之传统体现了对抗儒学体系的叛逆性。红灯照以杂技替代神话的做法,虽说还原了巫术与艺术的原始状态,却蒙蔽了当年的民众。红灯照的社会表演在此印证了女性以巫权来影响世界的事实,而误将社会表演当成真实历史则构成了红灯照及其观众群的双重的社会悲剧。     

对《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的几点意见

路遥先生在《历史研究》 2 0 0 2年第 5期发表的《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一文 (以下简称路文 )对民间秘密教门在义和团时期的表现发表了很好的看法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人仅就路文中有关九宫道的部分提出一些意见 ,供研究者参考。(一 ) 1 866年派兵剿办苍岩山的不可能是直隶总督李鸿章路文 (第 62页 )说 ,同治五年 ( 1 866)直隶总督李鸿章派兵前往直隶井陉苍岩山剿办自称是弥勒佛下转的李修正等人。李修正、李向善均被捕坐监保定府。李修正后被毒死 ,李向善则被释放回山 ,后到五台山创立后天道即“后天九宫道” ,时在同治…     

晚清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时期驻外公使们处境尴尬,他们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对八国联军入侵一味妥协;同时,也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付出了巨大努力.另外,驻外公使们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清朝中央政府以及驻在国的交涉往来中,反映了其间的复杂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和最后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运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回顾六十余年来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单纯政治事件史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转变过程,并取得丰硕成果。但鉴于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它本质上也是一场比较奇特的中外战争,加强对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方面的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既是国内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同时也是一个突破点。国内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在进行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拓展之后,有必要重新回归政治事件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