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联合中“联邦主义”思潮的初步考察

在战后欧洲联合进程中,一直存在“欧洲联邦主义”(Eurofederalism,以下简称“联邦主义”)和“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两种主张。20世纪80年代,一位曾在欧共体委员会任职的英国人写道：“联邦主义和政府间主义,超国家主义和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合作：关于欧洲的两种概念……从共同体建立的初期起就在彼此竞争。”它们涉及到欧洲联合要达到什么     

鲁迅早期“立人”思想简析

20世纪初,鲁迅构想的救国方略,以“立人”为中心、“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为基本内涵,标志着鲁迅启蒙主义文化思想的初步形成。其中的思想命题,对于今日正面临着诸多现代化困境的中国社会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论西方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

西方学术界在是否存在全球化问题上 ,分为“怀疑论”和“全球主义”两大对立阵营。“怀疑论者”认为 :目前所谓的“全球”经济是虚构的 ,由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并没有因全球化而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 ,并且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出现什么全球文明或全球文化。“全球主义者”则认为 :当代的世界经济已经从国际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 ,同时全球化已经导致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能力的下降 ,某种全球政治体系已开始产生 ,并且不论愿意与否 ,全球化已经带来某种超越民族和传统文明集团的世界文化。我们不应将西方有关全球化的理论话语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混淆。     

中国文学史上少有之奇局

有国家,便会有爱国主义,也会有卖周主义,特别在像中国这样一个过去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中,爱国主义固然是主流,卖国主义也会有它的市场。“卖国主义”之名过去大概很少听说过,其实,卖国也可以出“主义”。这是因为,为卖国行为辩护也会有一套主张、说辞,包括为卖国贼翻案或为之片面评功摆好,提出种种貌似“公正”的理由来。所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须同时揭露卖国主义的那一套货色。这是历史观上遇到的一个问题,处理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

存在于1911—1924年间的广东商团,堪称近代中国社会之特殊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陈廉伯1919年执掌粤省商团后,开始刻意打造“商人政府”,广东商团亦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愈演愈烈的官商磨擦、军团冲突、罢市风潮及全省联团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地位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同样显现于粤省。     

"不承认主义"政策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首次使用

中国史学界对美国“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的介绍往往是与“史汀生主义”相提并论的,而事实上“不承认主义”并不等于“史汀生主义”,它的使用范围远远超过了“史汀生主义”的使用范围。更为重要的是,1932年“史汀生主义”的提出,并非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华使用“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早在1915年,美国就在对华问题上使用过“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了。     

论梁启超的义利观

梁启超吸收传统义利观和西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提出了"乐利主义"的主张,认为个人利益的满足是社会公利实现的基础。梁启超提倡公德,要求在满足个人利益的同时要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利。     

论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

泛突厥主义是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潮 ,也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 ,与土耳其有着不解之缘。在长期的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及“东突”势力交织在一起。目前 ,泛突厥主义不仅已沦为极右翼反动思潮 ,而且对许多国家的安全、稳定和生存构成威胁 ,而且毫无任何积极意义可言。如果从其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上看 ,前者时起时伏 ,但一次次失败 ;后者经常在“突厥学”的学术包装下 ,不绝于缕。从后者来看 ,泛突厥主义仍将对 2 1世纪的国际政治产生影响。     

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

“问题与主义”之争为时不长,却触及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特别是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是时代的共同点。包括安福系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舆论界”一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     

“新历史学家”对以色列传统史学的挑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受西方影响的以色列历史学家通过对大量解密文献的研判与调查,率先对犹太复国主义提出种种质疑,从而引发了以色列社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犹太复国主义",这些历史学家被称为"新历史学家"。他们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对以色列国家合法性与官方历史阐释的修正、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重新解读、对以色列国家属性及其未来走向的质疑等方面,从而对以色列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新历史学家"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域,推进了学术自由,有益于促进国家的世俗化与民主化进程,但他们的批判性大于建设性,有些主张过于激进且不切实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以色列社会的动荡性。     

怀念耀邦伯伯(二)

胡耀邦一生中遭受过五次错误打击。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他被打成“AB团”,差一点被错杀。第二次是1942年在延安,胡耀邦因反对康生搞的所谓“拯救运动”,被打成“温情主义”、“糊涂主义”,批斗了好几个月,他的身体由小胖子变成了小瘦子,从此以后几十年再也没有胖过。第三次是在1965年,他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第一书记,被整了几十天,最后身患重病住了医院。第四次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批斗中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     

跟风整人的懊悔

“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跟“四人帮”,相互勾结,猖狂肆虐十年,都可算是鲁迅笔下那种“吃人的人”,我,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其实都是被他们“吃了”的人。     

反教权主义与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教育世俗化

本文从探讨推动19世纪下半叶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反教权主义着手,说明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独特性。反教权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反对教权过多干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以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主体的反教权主义者与政治上倾向于君主派的教权主义者之间的政治斗争推动了法国教育制度的世俗化。这种斗争决定了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进程及特征。     

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的本质特征

《马关条约》后日本侵占台湾使之沦为殖民地,是“台湾独立”、“台湾地位未定”之类的论调得以产生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根源,认清台湾殖民地地位的“确定”以及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的本质特征,不仅是对这类论调的有力驳斥,而且有助于认清日本殖民扩张的历史。本文对日本在台湾逐步确定殖民统治政策的过程进行了扼要的历史考察,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归去来兮凯恩斯——“凯恩斯主义”盛衰演变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关系初探

50— 60年代 ,为解决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凯恩斯主义”风靡西方世界。凯恩斯经济学的实施 ,导致了新的通货膨胀危机 ,70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悄然退场 ,各色“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度回潮。80年代末、90年代初 ,高失业率和生产停滞重新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要经济问题 ,与之相顺应 ,“凯恩斯主义”渐露复兴迹象。“凯恩斯主义”的荣衰进退 ,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自然发展的必然选择。“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 ,标志着西方主流经济学派随着经济危机的复杂化而趋向融合     

毛泽东与《论持久战》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东北三省沦陷;     

再谈“问题与主义”之争

92年前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引发了一场的广泛讨论。但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大家的看法相去甚远,评价褒贬不一。本文通过第三只眼来分析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根本原因,阐释具体的论战,以及事件的性质和意义,从而试图还原历史的原貌。     

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

晚清入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西学中译工作,其间发生“原语主义”与“译语主义”的论争。而晚清译业的实践证明,译语主义指示了沟通中西化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差异与关联——从汉、藏、彝三个文本中的“生死观”看比较人类学

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大民族中心主义”西南观,已造就不少“常识”。西南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其“谱系”中,前段有教化主义的“蛮夷说”,后段有国族主义的“落后民族说”．其转变历程,接近于欧洲“教父人类学”到19世纪进化人类学的“进步”①。     

试析黑田清隆和伊藤博文的政党观——以其“超然主义”演说为中心

黑田清隆首相指出社会上出现政党是“不能避免的”,但彻底否定了政党进入政府内部、甚至组织内阁。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认为如果和特定的党派相结合则会损害国家利益,强调政府为了进行公正且合理的政治需要保持不偏不党性。虽然黑田清隆和伊藤博文在“超然主义”演说中提出政府要超然于政党之外,但均不具备现实性,就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宪法颁布之初对于政党和政党政治的怀疑和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