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士大夫的讲学活动看明代士风

从明代士大夫的讲学和结社活动,特别容易看出明代有别于之前和之后朝代的独有的士大夫精神面貌。明代士风意气昂扬,讲学结社活动盛况空前、后无所及,是明代的一个突出特点,以此可以更好地展开关于明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士风的讨论。     

元明之际的学风

元明之际社会的急剧动荡与朱陆合流的学术气氛 ,促使大批文人退居讲学和自由结社 ,从而形成了这个时期既主张格物致知的笃实功夫 ,又主张敬以直内的心性冥悟的学风。这种学风 ,对明代学风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明代的名士及其风度

名士既属于"士"这一社会阶层,是知识人群体的一部分,又是"士"阶层中一个特殊的分层,是士风、士习演进的必然产物。明代名士源头有二:一是魏晋名士,二是以苏东坡为典型的北宋名士。明代的士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形成了一种好名、重名的风气,进而出现了名士这一颇具时代特色的社会群体。若是简单加以归类,明代的名士可以分为山人名士、文社名士、讲学名士、帖括名士、释中名士、闺中名士六种。明代名士具有求名邀誉与藉名求利两大特点,进而形成独特的名士风度:言谈上,崇尚清谈,喜好雅谑;举止上,狂简、任诞,对晋人风度多加推崇;性格上,多有癖性,如好佛书、红裙,薄宦情;生活上,更是日趋随意化及精致化。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研讨会综述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研讨会综述无锡市东林党史研究会今年是明代顾宪成、高攀龙重修东林书院结社讲学３９０周年。无锡市人民政府为书院修缮竣工举行隆重的揭幕典礼，同时于１０月２６日──２８日举行东林党与东林学派学术研讨会。到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     

浅谈明代宦官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极为严重的朝代之一,宦官作为一股独特的势力,他们除了承担传统的内廷杂务之外,还广泛地参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活动,进而对明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不可避免的也要受到宦官政治的影响,宦官专权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士风——谄媚依附之风和刚正不阿之气节,也对文学创作风格和方式产生一定影响。     

从文徵明的经历看明中期吴中士商关系之渐变

明代中期尤其是正德以后,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社会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这种变化鲜明地体现于士人身上。吴中地区城市工商经济的发达,导致部分士人对生活方式作出了全新的选择,并由此带动了当地士风的变化。文徵明作为出身官僚家庭的传统文人,一向以保守、审慎著称,但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当时的文化市场,并对商人、商业活动有着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全面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社会风尚的深层变革。     

屏迹公门——明代政治生态视野下的士大夫齐家伦理

明朝前期经历洪武、永乐两朝的重典治吏后政治空气开始舒缓,随之而来,官员家属交通公门、以公谋私的不法之事渐有漫延膨胀之势。伴随这一局势变化,明代中期士大夫家书等文献中"屏迹公门"一词逐渐增多。依据士大夫家书文献体系中的不同语境,"屏迹公门"一词具体意涵有三:其一是士大夫禁止家人涉足公门、谋取私利;其二是士大夫自我约束不因私事而访公门、干扰公事;其三是致仕官员乡居期间远离公门、严守法度。屏迹公门逐渐成为明代朝廷官员考核、士林道德品评的重要内容之一,出现在考核评语和墓表行状等文本中。屏迹公门成为明代清流士大夫管束家人和约束自身的自律行为,既体现宋明理学修身齐家思想带来的道德约束,也反映士大夫维护政治地位和官声清誉的现实考量。     

明代中后期讲学风气的扩张及其异变

明代正德以降,从京师到直省形成一股普遍的讲学风气。随着时间的延移,规模愈趋宏大。整个讲学活动由出现到异变的过程都与社会的整体变动紧密关联。它为改造、调整变动社会而产生,又因社会变动的更加深化而变形。各异思想体系的频繁更代和纷纭杂陈,既透露出明代思想界的活跃情形,又映衬出明代社会急遽变动的事实。从思想变动角度探究社会历史的变化是本文关于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的构成部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评正。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一种从政精神——以范仲淹“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为中心

范仲淹所云"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主要在于倡导士大夫做官要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勇于任事,敢于担当。这是一种宋代士大夫为官从政的现实准则,体现出积极向上的人生理念与处世精神。其形成原因大致包括民族传统精神、儒家思想影响、现实社会促动以及特殊个性等内容。范仲淹的言论身行和人格风范在宋代社会广泛传播,直接影响周围一些文官士大夫的处世态度,对改善当时的士风产生了一定作用。在当今社会,这种从政精神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明代绘画中文人的艺术化生活

明代文人雅士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雅集、园林、玩古等,这些场面被真实地记录于明代绘画之中。明代"雅集"题材绘画的风格样式逐渐规范化和肖像化;园林山水画更具写实性;庋藏珍玩的题材使得画作品味更具高古之风。这表明在明代商品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生活风尚逐渐趋于艺术化,这也体现出明代文人士大夫独特的生活和艺术品味。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

明朝处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专制体制经过明初极度的发展至明中叶后走向下坡路,但这又是中国思想史上人才辈出、学派蜂起、思想活跃的时代,晚明一代的文化精英大都以贴近民众、关切民生、崇尚真情为主旨,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以人为主体的饮食思想,更以浓郁的人文色彩,表现出新的人生情趣。士大夫以品尝美食、撰写饮食论著为盛事,宣扬“真乐”人生。饮食理论从“养生”发展到“尊生”。饮食风气由俭而奢,越礼逾制。以吃联谊,增强士大夫的凝聚力,促进了文人结社的发展。有识之士在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中满足口腹之欲,反对虐生,产生朦胧的生态意识。“食、色性也”的生命伦理在明代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

元末到明初的地方社会,是一个乡豪权力支配的社会。明朝把地方势力纳入帝国的权力体系,培养起新兴的士大夫势力,在乡村中推行教化,逐渐形成士大夫文化主导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士人对于先世历史的叙述,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都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明代著名学者黄佐所撰《自叙先世行状》就是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从这类模式化的历史记忆中揭示其文化意义,有助于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之研究。     

“以文征利”与“倚商事文”——晚明士人文化活动的趋利化及对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显著扩大。具有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文化作为谋生资本的作用,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消费,并引导整个文化消费风尚。商人与普通民众亦步亦趋,雅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士大夫的传统义利观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     

试析汉晋之际士风学风的发展与演变

汉晋之际,士人知识分子的心态逐渐发生转变,特别是经过两次党锢之祸,士人之士风从原本的绝对效忠于皇权逐渐转向高自标置,从尊经术、贵德行、重功业逐渐向追求任性率真和崇尚个体之自由方面转化。学风也随之呈现出清简通达之风。然而无论是两汉士风的注重"兼济天下",还是魏晋士风更侧重"独善其身",实际均不出儒家所倡导的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情怀。     

雅的裁量权——论明代士大夫集团在文化商业化中对话语权的垄断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集团在文化—政治的权力架构中处于支配地位。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使文化的商业特征得以充分展开。士大夫通过文化商品品第与艺术内涵的决定、新风尚和消费模式的引领等,掌控了文化商品价值的裁量权,同时参与到文化商品的供给、交易中,得以进一步强化其在文化的垄断地位,并使其文化创造活动兼具经济意义。新崛起的商人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挑战士大夫对文化资源的独占性与权力的排他性。但由于士大夫对文化核心价值定义的垄断,商人只能从而导之。在文化商业化的进程中,士大夫凭借其在文化上的垄断,成功地强化了其在文化、政治、经济权力架构中的地位。     

我敬仰东林党又痛其愚顽

东林党是我国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他们在无锡东林书院以讲学活动为中心,评议时政,褒贬人物,在17世纪的江南拥有很高的声誉。书院的一首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晚明以来,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更因东林的旷世奇冤成为千古绝唱。     

刘安世:被多次流放的北宋谏官

正北宋前期,言论相对宽松,政治相对自由,士大夫敢说、敢做、敢当。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蔡襄、赵抃等人,都是在谏官职位上,以直言谠论、不避权势而留名青史。北宋后期,党争不断,士风凋零,蔡京、童贯之徒皆以见风使舵、吹牛拍马走上权力巅峰,能说直话的空间越来越逼仄,敢说直话的人越来越     

明代士大夫快乐精神的内在转向

明代士大夫快乐精神的源头有二:一是承继"孔颜之乐",这是儒家的精神命脉,以精神的快乐为终极追求;二是延续魏晋士人的快乐精神,这是杨朱甚或老庄的精神命脉.明代士大夫是孔颜、宋儒所倡导的"安贫乐道"的实际践履者,儒家快乐精神已经融入士人的精神血脉而得以有效的传承;但从白沙之乐到卓吾之乐的内在演变理路足已证明,随着明代社会的变迁,儒家快乐精神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向,既熔儒佛道于一炉,又日趋世俗化.     

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尽管明代的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