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地名文化初探

本文从川东南地名出发,运用统计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论析土司制度在川东南的实行对这一地区地名命名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又以地名为导向探寻相关的土司文化遗存。     

从现代地名看苗疆地区土司军事活动——兼论苗疆地区土司军事建制及防御系统

苗疆地区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历史时期一直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区域.元明清时期,为了更好的统治这一地区,开始在这一地区实施土司制度,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由此土司通过其在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苗疆地区实施统治,产生了政治、经济、军事活动行为,影响苗疆地区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融入苗疆地区历史进程,对苗疆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正史资料记载外,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名中也留下了大量与土司活动相关的地名,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坊间流传,更加真实地体现了土司制度对于苗疆地区基层的影响之深.本文拟从现代地名遗存中发现并讨论苗疆地区土司的军事相关的活动与建设,以更为贴近现实的角度了解土司制度在基层地区的实施.同时,也通过苗疆地区现代地名简单的讨论土司制度对苗疆地区的总体影响.     

忻城土司世袭制度的形成与衰亡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华夏边陲和笼络边疆少数民族,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以夷治夷”、“以蛮治蛮”的政策,土司制度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实施土司制度的少数民族地区有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及中南地区等。土司按其民族的不同有土族土司、彝族土司、土家族土司、苗族土司、壮族土司等。研究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鉴往知来,借古鉴今。     

第六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10月22—23日,由湖南省文物局、吉首大学、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永顺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永顺县召开。一、土司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学术史研究。土司研究理论与方法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马大正《深化土司制度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指出土司制度研究和土司学构     

明代水西安氏土司与周边土司关系研究

水西土司地处贵州西北部,作为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家族,在明代达到最盛。明代水西土司与周边的播州土司、水东土司等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地位和资源的争夺。在中央王朝的调控下,水西土司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研究水西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对于更好地研究贵州地区民族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颇荷的故事(壮族)

巧骗土司婆壮乡的土司经常欺负穷苦的百姓,颇荷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一天,颇荷到土司家去说是找土司有事商量,土司婆告诉他:土司爷去赶陇端了。颇荷就折头走出来,当他走到土司家门口时,站在楼顶上的几只燕子正叽哩喳啦地叫个不停。颇荷随机装作会听燕子叫,他站住     

“土司遗址”突出普遍价值体系下的容美土司遗址与唐崖土司城址研究

作为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重要见证和载体的容美土司遗址和唐崖土司城址是湖北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土司遗存,二者在历史时段、族群属性、形成背景、地理区位、聚落形态、建筑形制、功能类型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和代表性,是14至18世纪土司制度管理智慧及人类价值观交流的代表性物证。以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为切入点,从土司制度沿革、土司职官体系、遗存空间分布和格局等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初步研究鄂西土司遗存的共性特征及个性特色。     

明清时期武陵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的武陵地区是古代中国推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区域,该地的社会治理对整个土司地区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其社会治理的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王朝国家权力相关的制度体系;一是与土司地方文化、传统相关的社会组织系统。王朝任命的各级土司与土司的佐贰官共同构成了土司地区一套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在社会组织系统中,土司、宗族大姓首领身份合二为一,土司制度和宗族制度对接,构成对民众日常生活控制的基础;地方神灵、国家信仰等,在身份认同及价值观念上向土司地区注入了王朝国家的背景,从而达到整合与教化民众的目的。可见,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延伸与发展,这种变化是在王朝权力干预下完成的。因此,土司地区的社会治理也是土司制度推行后的一大特征。     

卷首语

正中国申报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土司遗址"已进入倒计时阶段,今年九月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现场评估工作顺利完成。为此,本期特别推出"土司遗址申遗专辑",全方位解读湖南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址、贵州海龙屯等三处土司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为什么是它们能成为中国遗留的众多土司遗址的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世界文化遗产所应具有的突出而普遍价值有明确的规定。《土司系列遗产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分析》在历史、考古、社会、民族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对土司制度及土司遗址的研究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理论体系中"系列遗产"的价值认知视     

从土司后裔卖地看土司制度的衰亡

作者深入宜州市、忻城县实地考察,并查阅有关土司土地问题等文献资料,获取土司霸地、卖地摩崖、碑文,从而系统地记述土司从霸地到卖地的过程,阐明土司制度的衰亡。     

汉代戟形饰考

戟形饰是西汉时出现的一类小众珠饰品。本文基于考古资料和古籍文献,结合图像学分析,认识其造型来源与文化象征意涵。戟形饰为中外艺术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形制来源于西汉手戟式鸡鸣戟,而其代表的艺术形式可溯源到古印度佛教文化。戟形饰具有辟兵辟邪的护符含义,并与汉代五行色彩体系相结合,体现了本土民族性的文化理念。     

论西南地区阳戏的传播途径

中国西南地区阳戏源于江南地区,其流播方向主体是从江南地区到湖广到四川、重庆再到贵州、云南.具体传播途径主要有三条:北路阳戏入川,南路阳戏入湘黔,川地阳戏播黔滇.黔东南阳戏则是由江西传至湖广(湘西地区)的阳戏沿沅江上游水道传入,再向周边辐射.阳戏的流布过程中,与当地文化艺术、民风民俗积极融合相互吸收,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民间文化样式.     

“满洲假名”的缘起与终结

“满洲假名”系1934年7月由伪满洲国大同学院教授曾恪提出的用日语假名表记汉语的文字方案,这是一个完全屈服于日本殖民统治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时而生的特殊文化奉献。1940年由日本文部省所属机构付诸实施,意在取代注音符号,排挤汉字体系,后随着日本战败而消亡。“满洲假名”的缘起与终结的历史过程,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在伪满洲国实施的语言殖民政策的恶劣本质。     

川黔彝族社会形态比较研究简

本文从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就汉族封建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进行论述。主要通过对四川凉山和贵州毕节两个彝族聚居区的历史社会形态进行比较,进一步论述我国历史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是由于多民族国家、多层次的生态环境、“土流并治”的政治实践所造成的。它贯穿中国社会形态始终,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

文章主要从地理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四个方面,论述了安徽淮河流域自然人文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形成、变迁、传承和内涵的影响,并着重论述了自然人文环境对各种类型地名的语言和实体内涵的影响。作者认为自然人文环境对地名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带有普遍意义,因此在全国地名普查、规划、管理和保护等工作中,应该高度重视自然人文环境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

元初数十年间 ,云南通四川、湖广的驿路经历了较大的变迁 ,最先发展的是由北境入川的建都道 ,继之开通的是从东北境入川的乌蒙道 ,再后新辟了出东境通湖广的普安道。三道并行 ,改变了云南以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 ,有利于云南与中央政权及内地一些省区的联系和交往 ,并对明清云南与内地间的交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整合与文化认同:努尔哈赤汉人“恩养”政策

努尔哈赤在起兵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的政策:即对据城不降的汉人实行野蛮、残忍的屠杀政策;对归降的汉人实行"恩养"政策,并以严法打击女真人侵犯汉人生命、财物和妇女贞洁等事件。在"恩养"的同时,汉人也被吸纳到后金的政权建设之中,承担起地方治理、教习"军令法纪"和传播中原文化的责任,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原文化中"孝悌"之道、为政以德和惩恶扬善对努尔哈赤等女真人的影响。而随着女真人对中原文化认同的加深,民族之间的整合也在曲折中前进。     

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实用主义：一种功利主义还是人本主义思潮

本文旨在对作为一种哲学立场的“实用主义”进行正名,对实用主义学说的精神内涵进行重读和清理。实用主义把哲学的首要价值定位为研究人的问题,改善人的生活,其着眼点是讨论生活和行动的意义,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潮。     

创新学校管理制度 提升教师生命质量

教育要真正达到“为了学生的发展”的目的就必须创新学校管理制度,提升教师生命质量。学校管理者应自觉的实践教师管理从“工作体”向“生命体”的本源回归,真切关注生命,着力营造和谐的教师管理文化。只有这样,以人为本的教师管理模式才会有厚实的．生存发展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