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广东民团

国民党正式改组前即与广东民团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国民党“一大”后,一面鼓励兴办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一面极力扶持和扩大地主绅士把持的民团武装。民团成为正在兴起的广东农民运动的一个强大的对立面。商团事件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国民党和政府对摧残农会反抗政府的一些民团,实行打击和限制,但没有放弃对整个民团维护扶持的方针。国民党的党政军内敌视农民运动的势力则庇护和支持民团,打击和压制农会农军。北伐后这股势力在县以下地方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令所有解决民团与农军冲突的办法都得不到执行,并最终将国民党引上镇压农民运动之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的变化及其影响

反对帝国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一,同时亦成为国民革命的基本目标。在早期,中共反帝方针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便是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汉口"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的反帝方针发生变化,从主张废约趋向于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变化原因,除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群众斗争的高涨之外,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着密切关系。中共的急进方针扩展了国民革命的反帝斗争,也由此与国民党发生矛盾,对国共合作的格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国民党加速分裂进程。为了尽快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愈益走向妥协。又由于在领导权、工农运动、土地运动等问题上的冲突,先是蒋介石发动政变,继而汪精卫实行"分共",国共两党终于分道扬镳。     

北伐后国民党民众政策的重构与困境

北伐开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态度却在发生变化,从动员民众、推动民众运动向控制民众、遏制民众运动转变.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中央摒弃了国民革命时期的民众政策,逐渐建构了新的民众政策,但在组织体系、执行力等方面均无法承担其相应责任,其民众政策无法实现既定目标.     

国民党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及其影响

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使用武力镇压其全力扶持过的农民运动,引发和放纵土豪劣绅民团对农会和农民进行疯狂报复。国民党内一批与广东农村封建势力有紧密联系的“腐化分子”,公然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会压迫农民,并将清党反共之火,烧到一帮曾经遵照“总理遗嘱”而努力国民革命的“忠实同志”、“总理信徒”、“革命青年”、“真正国民党员”身上,使国民党走上政治腐败之路。国民党因镇压农运而丢弃农民,深深地埋下日后失败的祸根。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济南惨案发生之后 ,上海等地各种反日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反日运动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指导下进行的。根据日方要求 ,国民政府下达的“取缔排日令” ,并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 ,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 ,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其局限性     

“国共群英会”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民党中央在上海设立了执行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产物,中共中央对此也十分重视,为加强执行部的工作,派了大批重量级的共产党员参加进去,担任重要职务。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协助和参加了多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绩,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国民革命运动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阮啸仙与广东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批评了一些同志只重视城市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他指出"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的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推翻地主政权。毛泽东希望有大批同志去搞农民运动,"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甚么,问他们要些甚么。……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廖仲恺农民革命思想渊源探析

在大革命时期,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对于农民问题及农民运动的理论有其独到的见解,希望发动工农群众通过革命的方式把国民革命推向高潮并取得最终的胜利。本文通过对廖仲恺关于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理论及其革命经历的梳理,分析他在复杂多变的大革命形势下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激进的思想,从而理清廖仲恺农民革命思想产生的渊源。     

国民革命时期的店员工会

店员工会是国民革命时期店员的主要组织形式。作为政府批准成立的垄断性社团,店员工会的政治职能较为凸显,有与国家政权合作的明显倾向。但职业职能较为模糊,其团体行为与店员个体及行业诉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店员工会应否存在及其隶属关系,国民党内部有着长久的争论,直至国民党中央训令店员工会解散、店员加入工商同业公会。     

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从晚清到 1 92 0年代中期 ,西方合作主义思想被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 ,成为取代激进共产主义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竞争的一条社会改良道路。虽然这些知识分子最后在国民革命的初澜中终结了他们对合作主义的宣传 ,放弃了改良的道路 ,但他们与国民党人的互动是后来国民党政权采用合作社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 ;同时 ,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也受到合作主义的影响 ,这是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合作社运动的历史渊源     

陈济棠治粤时期的广东商会运动和抗税风潮

广东商运,自清末已有所发展,各商业行会、跨行业的商会联合会如广州总商会、七十二行商会等均已建立。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得到了广东商民的支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政权几经更迭,人民与当权者矛盾不断激化。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东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矛盾斗争更加尖锐,而广东民族资产阶级也卷入了斗争漩涡之中。     

陈独秀国民革命思想初论

"国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口号和策略.故该阶段又叫"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它是陈独秀从中国社会实际和国共两党合作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和特点.它的提出,从思想上、行动上极大地动员和武装了中国各阶层民众,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成为探索实现中共"二大"制定的最低革命纲领的行动方略.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背叛,这一革命运动遭到失败.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试论“党内合作”的历史局限性——党内合作限制了中共对领导权的争取

党内合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形式,但这种合作形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即限制了中共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这种限制作用突出表现在:孙中山坚持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决不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始终保持着对共产党人的防范心态,不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坐大;国民党组织力的加强,为推动国民革命所必须,却又强化着对中共活动的约束;共产党的发展却催生着统一战线走向瓦解乃至最终破裂.中共争取领导权斗争的挫败,决定了国民革命失败的结局.     

19世纪中期俄国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探讨

19世纪中期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斗争并非是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之争,因为当时俄国并不存在走美国式道路的选项。人数极少的激进革命派鼓动农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具有空想性质的村社社会主义。农民运动在本质上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力量,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新兴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不能左右发展道路的选择,因而力促政权进行改革。沙皇政权在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它采取了相对独立的政策,既没有听命于保守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和农民运动,而是坚持进行由政权主导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海陆丰农民起义的革命文物

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員彭湃同志,就在海陆丰[注]开始領导农民运动。1925年,两次东征之后,在党和彭湃同志的領导下,海陆丰农民英勇地配合东征軍打垮了軍閥陈炯明的黑暗統治,工农运动蓬蓬勃勃地發展了起来,因而得到"小莫斯科"的荣称。1927年5月1日,党领导海陆丰农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清党"和屠杀人民的罪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民政权。政权虽然仅存在十天,但自从那个时候起,海陆丰的工农群众即投入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中,在广大的农村中对敌进行了经其艰苦的斗争。是年9月17日,终于赶走敌人,建立第二次人民政权,九天后政权失败,繼續坚持游击战争。10月間,南昌起义的一部分紅軍冲进海陆丰协助农民打垮了盘     

“青年节”抑或“文艺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纪念节问题探析

通过设立纪念节来纪念五四运动,是政府、社会各界传承"五四"记忆的重要途径。1939年,国共双方共同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1942年国民党中央又宣布五四"非青年节",1943年三民主义青年团另选3月29日为"青年节",文艺界则于次年定5月4日为"文艺节",并得到国民党官方默认。在五四节日设定和变更过程中,国民党试图通过更换"青年节"来压制青年对五四的纪念,构建对"国民革命"政治文化的追溯和继承,打造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则强调五四的爱国精神和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为发动民众投身到争民主、反内战等政治斗争中寻找历史合法性。     

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成效与缺陷

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开展,对于中小商人组织程度的提高,促使广大商人摆脱在商言商的束缚,关心政治,支持和参加革命,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成效;与此同时,广大中小商人的反帝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积极参加了各次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商民运动也存在着若干缺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制定的商民运动方略较为偏激,将洋货业商人等同于买办,并认定商会是反革命团体,均作为革命的对象,导致在商民运动期间引起较大纷争。另外,商民协会既是商民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但同时透过该组织也可具体看出商民运动还存在其他诸多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