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鲁王城——“格桑”初探

在苗族西部方言各次方言和土语区广泛传说着关于亚鲁的故事,在婚丧嫁娶、祭祀典礼、建房造屋、节日欢庆、人生礼仪等不同场合,唱诵《亚鲁王》是重要的仪式性内容。《亚鲁王》与苗人息息相通,以英雄神明的声威切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苗族人在生产、生活、生长过程中的护佑神。在苗族人口传心授的记忆中,这位英雄的王城和战死的地方并不遥远,苗语称为"格桑"。"格桑"在何处,本文试作探讨。     

盘道简

道,《说文》写作,形声字,初从“ ”,后来演变成了“辶”,都是指行走的意思;从“首”,是最初的发声,也表意,大约到了太史籀统一六国大篆书体时变为从“導（导）”,发音才与近代仿佛。《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尔雅》释：“一达”,也就是从头开始行走。     

论康熙朝北京内城旗人的外迁及其影响

本文以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北京内城一部分旗人由于生计问题移居城外各教场周边地区这一事件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此次事件的历史意义和影响,阐明北京＂城外八旗＂作为一个范围从九门外驻防营房到教场地区营房的整体的形成过程,分析由此形成的清代中期北京城八旗分布不同于以往＂内外城旗民分居＂旧格局的三层新格局,即内城核心八旗驻防区...     

清前期对鸭绿江封禁区的管辖

东至长白山、西至大东沟的鸭绿江流域 ,从清政权入关起 ,到光绪二年 (1876 )为止 ,2 0 0余年处于封禁状态。清政府对鸭绿江封禁区并非“视为瓯脱之地” ,而是通过修筑柳条边门 ,驻守八旗官兵 ,设置内、外卡路 ,巡查鸭绿江沿岸地区 ,缉拿朝鲜越境偷采人参罪犯 ,对鸭绿江封禁区的中国领土主权实施着有效管辖。     

汉番禺城故址新考

关于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都会番禺城故址所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否定了今广州旧城区说这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异说,并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名遗存、地貌状况、汉墓葬点分布、历史水道交通条件、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并考订两汉新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论文相应还探讨了东汉末年番禺县城迁回旧址的时间、原因和意义。     

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

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遗址位于镇江市区东北花山湾的丘陵土岗上,城垣依山加筑夯土而成,1984、1991年曾先后两次对该城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10年,镇江博物馆再次对其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114平方米,分为东城垣和城内2个发掘区域,在东城垣发现了1处城门遗迹,推断其为史料记载的唐宋罗城"新开门",并判断城门始建于唐代晚期,宋代加筑,南宋时废弃。     

五代时期的扬州城考

英藏敦煌文献S.529(V)号《诸山圣迹志》(又名《失名行记》)记载了五代时期的扬州城周里数,为研究五代时期的扬州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以敦煌文献S.529(V)号的记载为依据,利用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论证了五代时期扬州城存在的事实,同时利用该文献对扬州城的规模和城门数进行了探讨。     

高句丽“平壤城”考

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和金石记载的考证,认为高句丽的"平壤城"有上平壤、下平壤、南平壤之别,"上平壤"由《好太王碑》所载之"下平壤"推导而来,313年之前的"平壤城"是上平壤,即今集安市区。此后,尤其是334年故国原王"增筑平壤城"之后的"平壤城",皆是下平壤,位置为大同江北岸今平壤市区的长安城故址。"南平壤"之说首见于《三国史记》,位置为今长寿山城南的平地城。     

论辉县孟庄商城的年代

辉县孟庄商城为10余万平方米的小型城邑,平面近长方形,其二里岗文化遗迹遗物丰富。本文根据《辉县孟庄》发掘报告,比较了遗址房基、水井、灰沟、灰坑、墓葬等五类遗迹在各时期的分布情况,认为孟庄商城在二里岗下层二期已经作为城邑被二里岗文化的精英使用,在二里岗上层一期、二期持续使用,殷墟时期则失去了城邑的功能和地位。     

楚王(今頁)探讨

一楚系铜器中,有关楚王(今頁)的讨论曾是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楚王(今頁)先前仅见于楚王(今頁)钟。此钟为钮钟,螺形枚,篆间与钮上饰斜角对夔纹,鼓部饰象鼻对夔纹。正面证间、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开凿时间考析

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为大型横穴式崖洞墓,规模宏大,结构独特,出土随葬品极其丰富。通过考析认为狮子山汉墓的开凿大约需5年左右的时间,其墓主人为第二代楚王刘郢。     

清代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

本文深入分析清代北京城旗民分城而居的过程及影响。以往对北京旗民分居的讨论研究多从顺治三年始,本文在以往研究和传统史料的基础上,利用清代内阁大库档案部分奏折和《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等资料,论证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开始于清顺治元年五月入北京城时,并深入探讨其具体过程。在重新梳理清初旗民分城而居过程的同时,文章进一步分析旗民分城而居政策对城市建设及发展的影响,从北京城清代功能分区、人口流动、地理地价区位等方面探讨其影响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