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演变

俄国十月革命两个月后，布尔什维克的党解散了民选的立宪会议。过了半年，苏维埃内的多党制宣告结束，一九二二年底，俄国多党制为一党制彻底取代，这两项重大决策根据苏联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是弊是利？是祸是福？值得反思。     

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兼评当前十月革命研究中的争论

20世纪初俄国社会发展要求尽快改变落后状态,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生产力的发展也要求社会生产关系做相应改变。沙皇专制制度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资产阶级也无法解决尖锐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民族矛盾。布尔什维克党顺乎形势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成功,是俄国社会内在矛盾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并为俄罗斯通向社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使俄国一举成为世界工业强国;"文化革命"的开展使苏联在科技、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落后面貌得到根本改善;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度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确切证明了苏联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成就。当然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一些如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等弊端,也是值得认真汲取的教训。     

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有所传播,但那只是作为西学东渐的众多学说中的一种。直到十月革命,中国人才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完全摆脱了学术形态,成为广大工人阶级与进步分子重新思考国家命运和审视自己问题的工具,并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契卡与“红色恐怖”法令

"暴力和强制":从取消死刑说起十月革命后立即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和平法令》以及《取消死刑法令》等一系列文件。前两者都有相当篇幅的文字,以后列宁又反复重申了它们的意义,官方文件也作出了无数的解释,唯独《取消死刑法令》无一语说明,而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有关各项问题的报告中     

浅议修志工作的系统性——对哈密市第一轮修志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2006年4月,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和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的通知》,拉开了新疆第二轮修志工作的序幕。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67号令,颁布并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标志着地方志事业进入文化法制建设阶段。2006年9月26~27日,自治区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使新疆第二轮修志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在第二轮修志工作全面展开之际,我们回忆哈密市第一轮修志工作,深深体会到编修地方志工作确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现以哈密市第一轮修志为例,浅议如下,…     

周恩来与鲁迅的“神交”——写在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

正周恩来与鲁迅,一位是享誉中外的"人民公仆",一位是名垂青史的"民族脊梁",同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耀眼巨星。他们的生,让世人瞩目;他们的死,令华夏哀痛。他们曾同处一个时代,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与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展开殊死抗争。     

“一五”时期陈云对民生问题的认识与探索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1953～1957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奠基时期,也是新中国民生建设的创制时期。其时,如何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等现实问题,是摆在国家建设决策者们面前必须回答、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取得民众拥护与执政基础的稳固。作为分管国家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陈云为"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为这一     

“奋中”留给我的记忆与理解——写在建校70周年之际

我1962年考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第一中学（即今奋斗中学,以下称“奋中”）高中13班,1965年毕业离校。     

对党的纯洁性建设与“四个自我能力”的若干思考

十八大报告中将党的纯洁性建设纳入党的建设的主线,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了廉洁政治的目标,可见廉政建设再一次成为党建当中的关键问题。本文对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增强执政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四个自我能力”及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主要关系进行了相关论述。     

“三个代表”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致性——纪念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发表十周年

本通过阐述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致性,进而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把我们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回顾与思考——太原市志办“理论创新年”活动的再认识

地方志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之瑰宝、民族之国粹,已有着25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仅从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开始,至今也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从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到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再到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强调     

我的“良师益友”——写在《中国西藏》杂志创刊30周年之际

当易文文编辑邀约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不经意间,自己已经和《中国西藏》杂志携手走过了30个春秋。《中国西藏》之于我,就像同事唐召明所说的良师与益友。这本杂志既是我准确掌握涉藏信息、深度学习涉藏知识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我曾经采写涉藏文章、锻炼新闻报道才干的宝贵舞台。因此,我感恩《中国西藏》,感恩张晓明等多位杂志社领导、编辑多年来对我的热情关心、支持。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关于举办“颂歌献给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系列图文征集活动”的通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百年潮杂志社拟与有关单位一起共同发起并举办“颂歌献给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系列图文征集活动”,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及带领中国人民迈向全面小康之路所创造的丰功伟绩。     

从“新国风”到“歌谣学”——顾颉刚吴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国新知识界"眼光向下的革命"的重要成果,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历来被视为歌谣运动中的学术经典。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勾勒出从歌谣采集、整理到研究、实践的完整图景,因此得以呈现出这一学术形态的内部逻辑及其限度。民国新知识界在以民间歌谣重构新文化的同时,歌谣亦反过来被这种新文化的想象所界定。在"学术"与"运动"交叠的脉络中进入学术版图的民间文学,肇始之初即蕴含着"民间"与"民族"的双重面向,两者的互动与张力则构成早期歌谣学与民俗学实践的话语动力。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反思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顾颉刚民俗研究本身的理解,而且能够为民国歌谣学乃至民俗学史的讨论提供新的线索。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如何写出来的？--“修昔底德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修昔底德创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花费了毕生精力,全书各个部分的写作次序和时间如何迄今悬而未决。从1846年这个问题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体有两派观点:"分离论"和"一体论"。前者认为,修昔底德的著作是分阶段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还表现在作者的思想上;后者则认为,尽管这部书是未完之作,且有一些不完善地方,但全书一以贯之,因此主要在一个时间段写成。两派各执一词,探讨逐步深入。1984年美国学者康纳提出修昔底德文本的同质性问题,即作者有意带领读者一起面对事件,其思想认识和叙事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故其文本不是同质的。这对"分离论"起到了纠偏的作用,也超越了"一体论"。在康纳观点指引下,英国学者鲁德和美国学者德沃尔德研究了修昔底德的叙事方式。鲁德认为"修昔底德问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德沃尔德则证明其叙事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修昔底德问题"将激发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砥砺他们的才智,推动着学术界不断深化对于史学的认识。     

地方史:何为“地方”与如何写“史”——关于地方史编纂的几点思考

地方史编纂有着重要意义,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后,部分地区已计划启动该项工作,但相关理论基础和编纂规范却相对滞后。以往地方志编纂的经验并不能完全借鉴,地方史编纂需要创新与突破。对象范围上,要尊重历史逻辑,将对象"方域"置于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历史评价方面,应重新审视"众手成书"的模式;同时要寻求国家意识和乡土认知的统一,编纂过程中要考虑"志""史"的区别与联系,采取时间为干、大事要事为枝、细节为叶的体式。必须提升地方志工作机构编纂地方史的权威性,还要转换思维,重视普通群众的历史。     

“黄药眠现象”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在黄药眠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黄药眼与学创作终生相伴,但20世纪中国学史上却未能留下他的名字。作为20世纪中国重要的艺理论家、美学家,他的艺观一直在追求学的独立品格和服务于现实两之间左冲右突,难以取舍。学的审美追求与政治功利的现实需要互相制肘,理论主体强烈的政治幻想与艺术直觉、逻辑思辨相互排斥。两处在紧张树立之中,损害了其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使他     

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

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南方声称是北伐,北方声称是南征,中立的报纸称之为南北大战,知识界誉之为新旧决斗,国共两党则将其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南方的革命被北方称作赤化,而北方的忠于职守被南方认作反革命。北方至少名义和形式上的司法独立和法官不党,被南方实实在在的司法党化、民众化和革命化所取代。本土的地缘、伦理与外来的法律、革命观念交相错突。过渡时期的多歧、多元和多变,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以审判陈嘉谟和刘玉春为契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罪条例》出笼。从此以后,反革命既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又是一顶可以致人于死命的法律罪名。至高无上的法律威严性和虚实难辨的暧昧任意性合为一体,极具吊诡意味,其后续的影响尤为深远。     

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

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史学变动取向的学理认知。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学学统。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记述和研究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新革命史"或是"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只有在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