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梁蔼然的地下工作经历

我的父亲梁蔼然解放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是我党派在冯玉祥、鹿钟麟总部的情报小组组长,给党提供过有重要价值的情报,特别是军事战略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 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 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 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 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 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 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 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 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 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 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父亲在长征中从事密码破译工作

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在战争年代的事情,即便我偶尔提到了这个话题,父亲也总是笑而不答。后来在“文革”期间,父亲被罢了官,遭到关押,又身患重病。在医院里,为了让我坚定革命信念,他开始零星地谈到了在红军时期的经历。经过许多次谈话,我才对革命战争时期父亲从事的工作有所了解。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作为对革命前辈的纪念。蒋介石用重兵布成口袋阵,等待红军往里钻在艰苦的长征途中,父亲一直是中央红军二局的破译科长,副科长为邹毕兆。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后,依靠二局掌握的敌“追剿”军行动部署的情报,连…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黄炎培狠斗特工王戴笠

黄炎培狠斗特工王戴笠的事件发生在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初,正值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突然接到部下的一份秘密情报,说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家潜伏有日伪地下人员,建议派人抓捕。戴笠接到这份情报后,心想：蒋介石早就恨透了民盟的那些人,特别是黄炎培。过去,民盟的一些主要骨干老跟着共产党跑,给共产党帮忙,军统早就想找个机会报复民盟的主要负责人,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机会。今天,终于有了这么个好机会。这次要给点颜色给民盟那些人看看,也特别“教训”一下黄炎培。对这个情报的真…     

一生廉洁传后人——回忆父亲刘飞

<正>父亲刘飞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吃尽了千辛万苦，参加革命后，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仍保持着工农的本色。“我是无产阶级”父亲出生贫苦，童年在饥寒交迫中熬过来。3岁丧父，8岁给地主放牛、打短工，小小年纪就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后来到武汉当茶役、码头工人。因此，他特别能吃苦耐劳。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我军多个高级领导职务，可劳动人民的本色从未改变。他从不讲究吃和穿，夏天最爱穿旧布条打的“草鞋”。     

1位父亲给儿子的网上留言

儿子:你好!跟你以前没有做过高一的学生一样,我也没有做过高一学生的父亲,究竟怎样做好高一的学生和怎样做好高一学生的父亲,你我都在探索中。1/6的高中就要过去了,我们得回头看一看,我们     

宋绮云的革命生涯

宋绮云烈士及夫人徐林侠、幼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和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桂在解放前夕被残害于重庆“白公馆”,这是广为人知的。但宋绮云烈士一生的革命业迹知者不多。我父亲陈子坚与烈士一生几度相逢,长期共事,生前多次给我讲述宋伯伯的生平业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识在北伐战争的风雨中1927年春,我父亲在武昌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师长是赫赫有名的叶挺将军。政治部下属总务科科长是徐州同乡郭子化(郭建国后曾任山东省副主席、代理主席,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等),与我父亲关系很好。后来中共汉口市委调他去…     

汉字

从小我就对汉字充满敬畏。小时候,有时会突然莫名其妙地浑身出现一片片痱子,父亲就用毛笔给我在前胸后背左右臂分别写上两个字。过一会儿痱子就全消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写的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我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

我原名曾庆冠，祖籍是湖北省黄陂县。1922年3月5日在汉口出生。我的祖父曾梁府原在家乡种田。因生活难以维持，和祖母来到武汉。当过苦力，做过菜贩，摆过烟摊。后来经济情况稍好，开了一爿小百货店。他们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的父亲曾觉先是长子。我的两个叔叔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只有我父亲热衷学习，而且由于祖母的偏爱，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我的母亲姓段，出身于农家，很早就由煤的之言与父亲订了亲。她嫁过来时，父亲正在大学念书。那正是“五四”运动时期，父亲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对于这种包办婚姻不满。大约…     

我亲历的贵阳王伯群故居发还及其他

正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先生是父亲的恩师。在我小时候,父亲曾经带我去过王伯群校长贵阳护国路圆顶房的家。见面后叫我给王校长和夫人鞠躬行礼,喊太老师和太师母。他们都很喜欢,叫我常去玩。可惜因为那时年纪太小,加之相隔年     

父亲那一跪

为了挽救儿子,他含屈忍辱,突然双膝跪地。这一跪,改变了儿子的一生……金色九月,清风习习。我终于等来了一所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向父亲飞奔而去,我要给父亲一丝安慰。我那苦心的父亲哟!一年前,父亲那无言的教诲深深地触动了我,是他把我从歧途的边缘拉了回来,是他重新点燃了我那即将熄灭的理想之火。我的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无情的岁月在他脸上刻满了沧桑。由于母亲长期生病,父亲起早摸黑,就像一头拉磨的驴。母亲病故后,尽管家里一贫如洗,但他还是通过一个在城里的亲戚关系,不惜重金,把我从乡下转到了城里的一所重点中学。在他眼里,我成…     

父亲伍修权与人民空军、海军的创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我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建立60周年。提到人民空军、人民海军的建立,我不由得想到了父亲伍修权。许多人都知道我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给李德当过翻译,曾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处长,在延安中央军委作战部、东北军区工作过;解放后在外交部、中联部和总参、中顾委工作过。但是不知道他与人民空军、海军的建立还有一段密不可分的经历。     

我父亲在毛主席身边度过的岁月

我父亲何开文,1935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中央局工作, 1942年至1945年在毛主席身边任随从参谋,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3年,时间虽不长,但毛主席崇高的品质以及他为人民利益和革命胜利艰苦奋斗的精神,给了我父亲一生难忘的深刻教育。我把父亲生前多次讲过的事记下来,奉献给读者。     

田家英临终袒露心境的见证人

《炎黄春秋》去年约我写一点回忆父亲的文字,因公务繁忙我未敢答应,后又将刊载其他同志写我父亲文章的杂志送我,使我和家人很受感动。我的父亲田家英生性活泼、开朗,长期在中央机关严谨有余的氛围里工作,竟一点没有改变他那洒脱不羁的性情。他有一方从地摊上买来的古印章,上刻“活泼泼地”,他特别喜欢,我以为那正是他的本性。父亲喜与人交往,好友来了,或清茶一杯,或茅台一盏,品酌之间,纵论天下。他曾对人说,他视人生两件乐事,一是读好书,一是和志趣相投的人聊天。的确,父亲有许多可以交谈的朋友、书友、挚友。何均伯伯就是…     

爱使我成熟

从小到大,父亲一直给予我一种特殊的爱,他对我没有娇纵、没有溺爱,而是时刻给我以父亲严肃的慈爱、老师似的不厌的教诲、朋友之间的平等。正是这种爱培养了我对待事物的成熟。小时候,父亲就培养我遇事不骄、不躁、不过分喜悦的情绪。他时常拿出一些像“胜不骄,败不馁”这样的话教育我,也教导我遇事要沉着、冷静,始终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每一件事。让我记得最深的还是小学六年级毕业时,我被评上了“市级三好”……这可是一件大好事,这是我长这么大最大的一件荣耀的事了。下午放学,我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家,再也无法掩盖自己内心的喜悦了。我拿着耀眼的证书给父亲看。谁知,父亲只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这只代表过去,证明你过去不错,以后还要更加努力……”只这     

在延安"保小"里长大

正一我的父亲王世英(1905—1968年),字子杰,山西洪洞人,是1930年代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重要成员。1933年2月,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委员,负责情报部。1934年后任代理书记,主持白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由于父亲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所以我们经常搬家,并且一搬就要改名字。我小时候觉得,人就是要经常搬家的,而且搬一次家就要改一次名字。     

留长胡须的“民主之神”-回忆我的父亲李公朴

我的父亲李公朴离开我们已经67年了。作为女儿,我最近一直在整理有关他的资料和文章,回顾他在世仅44年短暂传奇的一生,翻阅他爱读的书,查看他编过和写过的文章。虽然父亲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也从一个女孩子变成了82岁的老太太,但每一次整理这些家庭历史文物,父亲的举手投足、     

放映员往事

每当丧礼降临村子的时候,总会勾起王炳民对于过去时光的回忆。“我从小生活在这个村子里,父亲也是。记得小时候,村子里谁家有人过世了,父亲总会去帮忙。父亲是农民,没有钱,也没有文化,但他想着给人做点事总是可以的,扫地、摆桌子、打水、做饭……这些事情他都会去做。”     

常青 唐山孤儿摄影师

我认为孩子是在寻找父爱,是寻找父亲过去给她的爱,代表是24万唐山人的亲属在牵挂死去的他们。它不像SARS过去了就风平浪静,它是一辈子的追思和记忆,这是五六岁的孩子要牵挂一生的事我在唐山市展览馆工作,“唐山孤儿”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本身是孤儿,我记录的是唐山地震以后三十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