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金积县“土地改革”运动

宁夏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工作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是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盐池县和宁朔县（今青铜峡市）进行土改试点工作;第二期是在总结上年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1951年秋天至1952年4月中旬在全省除磴口县外的2市10县全面开展土改运动,我有幸参加了两期土改工作。     

河津县的土改背景

1947年4月,河津县宣布解放。在解放初期,河津县的顽伪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共产党的势力在此还比较薄弱。为了巩固党的势力,消灭农村的封建残余,团结力量支援前线,从1947年至1951年河津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本文从河津县参加土改的情况,土改前全县的各种势力及经济状况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河津县的土改背景。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演变探析

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深受政治、军事环境影响。最初受我强敌弱和老区经验影响,实行彻底土改,取得一些成效。但随着后来敌强我弱,对形势估量不够和其他主观错误,没有及时转变政策,造成"急性土改",给干部群众造成很大损失。认识到错误后,在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下又实施分地区分阶段有步骤的土改政策。最后根据中央指示重点实施统一战线性质的减租减息政策。土改政策演变过程是一个政策日趋符合实际的过程,体现着土改与军事、干部、群众等工作的互动,充满着中央和地方的思考交流,展示着毛泽东的从谏善断、邓小平的求实思考。大别山解放区土改政策的演变非常典型,为全国其他新区的土改提供了重要借鉴。     

参加襄城县土改工作的回忆

我于1949年5月考入许昌专区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许昌地委土改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我学习了土改的政策、方法、工作步骤等知识,还聆听了地委宣传部部长纪登奎所作的土改工作经验报告和团地委、专区妇联的工作报告。学习结束后,我成为一名土改工作员,到襄城县三区参加土改运动。     

土地改革政策与"和平土改"问题评析——兼与何之光《〈土地改革法〉的夭折》一文商榷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拥有2.6亿多农民的新解放区进行了规模宏大、内容深刻的土改运动,涉及的农业人口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3以上.在土改实施过程中,党和政府汲取了老区土改的经验和教训,经过了周密的部署,坚持了审慎的步骤,注意调整政策和法规,对部分地区土改初期一度出现的"和平土改"及中期出现的过急过激的现象予以了及时纠正,推动新区土改取得了巨大胜利.     

土改运动中的群众动员——以晋中新区土改为例

群众动员是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运动顺利完成的第一步骤、关键步骤。面临未知的土改,贫雇农阶层和地主、富农共同抵制土改。当土改工作组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实现群众动员后,贫雇农转而支持土改,运动得以开展完成。在群众动员的过程中,村庄传统的权力结构开始土崩瓦解,中共初步实现了对于广大农村的整合和控制,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抓到了“黑军”司令官

1951年8月上旬,我参加了湖北省"土改工作队"二队(隶属中共湖北省委土地改革委员会),到鄂城县(今属鄂州市)开展"土改"。"土改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等。我们既是"剿匪"和"土改"工作队,还是中南军政委员会的第十三法庭。     

未分的果实:土改前后晋西南的果树分配与乡村经济

传统乡村经济结构类型多样,既有以农、林、牧、副、渔等其中某项为主的单一化经营,也有农林、农牧等多元型经营,粮食、经济作物种植业所占的土地比例有多有少,对乡村经济的影响千差万别。通过解读山西西南部永济县一些村庄的《阶级成份登记表》发现,果树收益对乡村经济影响重大,果树分配和家庭经济状况存在密切关联。土改时期,重新分配土地对于改变村庄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村庄的家庭经济收入并不完全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多少,同时还要受到果树经营种类、规模的影响。根据《土地改革法》,各个阶级家户的果树受到保护,没有被重新分配,从而影响了土改后至高级社时家庭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土改的意义,而且有益于理解土改后乡村的社会分化问题。     

新区土改时期的地方干部群体——以晋中新区为例

中共在新区土改期间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无不依赖于一定数量与质量的地方干部,但其时恰处中共即将获得政权并不断巩固政权的关键时段,大批干部被分散于各项社会建设中,专注于土改的干部资源明显不足。为此,中共不断采取措施以积极应对,一方面要把有限的干部资源合理有效地配置于土改实践,另一方面更要克服这些干部因信心不足、思想不纯、经验缺乏、素质低下、纪律不严等自身局限可能对土改实践造成的消极影响。虽然各项举措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对中共在土改中及土改后的干部队伍建设和执政能力提升助益颇多。     

毛泽东家没有划阶级成分

正在土改工作中,驻村土改工作队与韶山乡的干部遇到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划不划和怎么划。根据《土改法》规定,农村每个家庭都要参加划分阶级成分,出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韶山乡党支部和乡土改工作队觉得工     

史海撷英

毛泽东家没有划阶级成分.在土改工作中,驻村土改工作队与韶山乡的干部遇到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划不划和怎么划。根据《土改法》规定,农村每个家庭都要参加划分阶级成分,出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韶山乡党支部和乡土改工作队觉得工作应该做到位.     

城市郊区土地改革中的界线划分与社会隔离——北京市海淀区巴沟村及其周边村庄研究

北京市郊区农村土地改革的研究表明,尽管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土改运动的经验教训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亦在接管城市过程中采取了更为稳妥的策略,颁布了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土改法令和政策规定,但由于思想认识、斗争经验和动员方式的惯性影响,城郊土改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回到了既有农村经验之上.更为重要的是,在城郊土改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割特征,突出表现为本村人与外地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农业与工商业资本的隔离,造成了人口流动、身份转化、资金融通等困难,严重影响土改后社会经济发展,也是二元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     

忆土改

大约是解放后的第二年——1951年秋天,11岁的我下午放学回家,发现隔壁家的墙上（村里少有的石灰墙）写了“农民一条心,黄土变成金”10个大字,村子另一头的一面墙上也写有“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这些字。后来才知道这叫土改标语,是土改。工作队进村的标志——原来余湾要土改了。     

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有关问题调查研究

1950年秋,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率领省土改工作队赴茶陵县二区庙市乡搞土改试点,区委书记梁彪带领一批区干部参加试点工作,我是工作队的资料员,参与了省土改工作队一些重要活动。谭余保是茶陵人,为湘赣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曾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庙市乡为老苏区,是他熟悉的地方。     

回忆周炳琳老师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周炳琳先生早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但我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也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因为二、三、四年级同学和系里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土改去了。参加土改工作团的教师先回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学生们晚回校,大约在1952年初夏才回到北京大学。     

风雪上坪

1950年12月,隆冬季节。一天早晨．我在土改工作队队部(广东省土改工作团龙川分团)接受了一个任务：分配到龙川县北部与江西接壤的上坪乡工作。行前,土改工作队长王国祥(增城县副县长)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上坪乡是龙川县的最北边缘山区．毗邻江西,情况复杂,有土匪常活动于龙川与江西边境之间,那里是全县最后一批的土改地区．目前开展     

20世纪拉美土地改革的原因及影响

自20世纪初以来,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先后颁布了土改法或其他调整现存土地关系的法令。如何评价拉美70余年的土改是关系本世纪拉丁美洲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拉美土改的时代背景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等方面的影响的分析,对此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何去何从:山西潞城县后期土改整党试点研究

土改整党的激进偏向使农村干群观念意识中的封闭保守性被催化和凸显出来,形成诸多困境,这使中共面临较大的治理危机与挑战.是坚持整党还是中途放弃?有学者认为,反"左"纠偏后土改整党戛然而止,建党建政亦被暂时搁置.但事实上,尽管面临着诸多困境,中共仍然坚持完成了既定的整党试点任务,而且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铺开,进行了"结束土改"和系统整党工作.由此,对于反"左"纠偏后的土改整党应重新审视.     

印度独立后国大党的土地改革

印度独立后国大党的土地改革(简称印度的土改,下同),使印度历史上土地由原始的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过程最终完成。它限制和削弱了印度农村的封建统治,为今日印度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奠定了基础。印度的土改是在国大党中央确定方针、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规划、各邦政府制定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各邦制定的土改立法虽然大的原则相同,但具体规定往往差异很大。印     

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

土改前后有的学者宣称,旧中国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６０％到８０％的耕地。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各省土改档案及农村调查资料中了解,占人口６％至１０％的地主、富农,据有全国２８％到５０％的耕地。而占人口８４％到９０％的农民。仅有５０％到７２％的耕地。至于土地经营方式,各省都以出租为主,只有少量土地由农民自己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