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读《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后的思考

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作者萧岛泉。这部书翔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学讨论如何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不许人们了解,三次哲学大论战更是知者寥寥。     

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是上世纪中国哲学界三次大论战中一次极其重要的论战。论战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中国乃至世界之罕见。不仅如此,而且最后竟发展到了极端残暴的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地步。现将有关情况叙述如下。     

五四前后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的教学与研究

梁漱溟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于1917年至1924年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开创了哲学课评介佛家学说的先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新旧两派论战,梁漱溟乃暂时放弃佛家学术追求,转而站在儒家立场,为孔子学说鸣不平;又倡议学生思辨,关心社会,同情五四运动被捕学生;出版其早期主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与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辩论。     

坚决批判叛徒与英雄“合二而一”调和论的错误观点

当前学术界正在热烈讨论李秀成问题。这场大论战,使我深深感到,这不仅是如何正确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衡量一个历史工作者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按照什么政治标准,去评价革命英雄与无恥叛徒的原则问题。特别值得我们革命战士注意的问题:是歌颂坚持革命气节,还是宣扬屈膝投降变节?是发扬誓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还是散布贪生怕死的活命哲学?这是革命者如何对待生死考验的态度问题。     

他知道什么好卖

让两拨正在热烈论战的人停下来,考虑一下对方的观点有没有合理的部分,我越来越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历史命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思想交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在中外(主要是中西)比较中产生的20世纪新问题。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交锋是名副其实的论战,论战各方都在出版物上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对不同意见做出了回应。后来的两次交锋我以为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论战了,掌握着政治优势的一方往往无意与不同意见者展开思想交流与平等对话。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各说各话。这样,论者之间,迄今就很难摩擦出思想的火花。     

浅谈“科玄论战”的原因与影响

"科玄论战"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次思想论战。这次论战爆发的原因,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外,还与张君劢自身经历以及其和丁文江二人的关系相关。"科玄论战"继承了国粹派的因素,是对"科学万能"偏激思想的纠偏,且对随后30年代出现新儒家做出了铺垫。     

王揖唐的“社会主义”演说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缘起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学说形成为强大的政治思潮,为抵制这一思潮的进一步传播,胡适与早期共产主义者展开了那场有名的“问題与主义”的论战。关于论战的实质和意义,学术界已作过较为充分的研究,兹不赘述。这里是把问題推到前面去,围绕论战的缘起,以及与之有关的问題,作进一步的研究。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席卷了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涉及当代国际共运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论战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斗争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论战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格局。详情请读《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浅析《超人》中主人公无意识状态下的情感支撑

与注重故事情节的传统小说相比,冰心的短篇小说《超人》着重于揭示人物的心理理路,抒发作者对生活的主观感受,无不显露"五四"性质。《超人》这部小说的主题正是从主人公何彬的心理倾向由"超人哲学"向"爱的哲学"转变中所体现出来。有人评论说这种转变是突兀、牵强和幼稚的。但我认为这种转变是在主人公无意识的情感支撑下发生的必然结果。以下我将浅析这种情感支撑的体现。     

复制抑或再造:《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论战新探

论文梳理了《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创刊背景、双方论战的内容、双方论战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论战结局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和看法。论文认为发生在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新报》和《中兴日报》的论战,虽然是《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的延续,但是也因地点、受众人群以及现实情况的改变而具有区域特点。这场论战的结局也不是以往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革命派取得大胜,实际上没有胜负可言,双方都通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一批支持者,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华侨的思想解放。同时这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既增强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在华侨政治倾向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你能拿到最好的土地资源

穷人区和富人区是住户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谁硬性划分的结果。这种事潘石屹做不到,任志强也做不到。两位地产巨商在二月里进行这种毫无意义的论战,而对土地资源的分配不公这一核心问题根本未做任何触及。既然两位对论战那么有兴趣,不如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了:请两位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的公司总能拿到城市中最好的土地资源?     

综合哲学推进和谐社会发展——《综合哲学随笔》再版序言

2005年年底,收到一位老同事寄来的《综合哲学随笔》，他同作者高亮之是浙江大学的同学。读后使我大开眼界，许多思考过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启发。首先想到的是，我1990年写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那篇八万字的长文中，曾对毛泽东的理论思想、哲学观点包括《矛盾论》、《实践论》作过探讨。剖析过他的“斗争哲学”思想。“动”与“斗”是他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由政治分歧引发的学术论争。虽然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展开历史研究,但实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根本分歧。社会史论战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并重的学术品格。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促使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旨趣、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科玄论战”缘起的另一种解读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著名论战,一般谈到此论战比较忽略相关人事的交往问题,而"科玄论战"之所以在张君劢和丁文江这对朋友间不得已爆发,除了时代潮流的背景和两人的思维模式外,与两人在个性、师承及所受思潮的影响上的冲突,也有微妙的关系。     

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

190 2年 ,康有为深情表白 :“以我之愚 ,窃爱大中国 ,爱一统 ,若其为印度焉 ,分为众小以待灭 ,此则我之愚 ,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他以“大中国观”反对喧嚣一时的狭隘民族主义 ,导发了一场思想大论战。通过论战 ,革命派接受了“大中国观”,清算了“民族复仇”、“满汉分治”、“特法治满”等错误主张 ,放弃了有严重负作用的“驱除鞑虏”口号 ,形成了巩固中国统一、体现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方针     

中苏论战“一万年”何以变成“八千年”

中苏公开论战经历了一个波折起伏的复杂变化过程。在论战的高峰时期,毛泽东先后提出了答复苏共对中共攻击“要十年规划”、“要准备论战二十五年、一万年”的打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中苏论战的重视程度。     

李若晖新著《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评介

正李若晖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商务印书馆,2020年)一书,试图深入中国古代制度与思想探讨到底何谓中国哲学。作者紧紧围绕如何从历史政制回溯中国思想的问题,强调中国哲学绝非"哲学在中国",研究者应当立足于中国古代制度与思想观念,深入中国哲学的内在结构,为学界提供"复数的"哲学。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实际根植于若干重要哲学观念之上,而为近代历史所型塑的中国哲学及相关研究则刻意寻找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的对应门类,     

甘青朵氏渊源及流变

寻根问祖,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文比现象。“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据说是哲学的三大命题。其实质就是一种寻根意识的具体反映。中华民族姓氏大家庭中,朵姓是人数较少的一个姓氏,由于人数少,所以,要追根就里更显得繁杂艰难一些。抱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寻根情怀。多年来,作者经过多方调查,翻阅大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