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从四川官方数据看“营养性死亡”250万人的荒谬性

继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文章,称“三年困难时期”只有250万人以下的“营养性死亡”之后,今年9月22日,该报再次刊登署名“北原”的文章,称“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注1）此类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突破良知底线的谬论一再出笼,并被视为“真相”加以推销,如不对其严加驳斥,将会是非混淆,谬种流传。     

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

最近几年,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有很多争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研究认为那三年发生了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三千万人。但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不仅否定"饿死三千万",认为那是"重大谣言",甚至否定发生过大饥荒。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江苏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提出,"三年困难时期"的     

地方志中的五十年代广西饿死人事件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罕见的大饥荒,研究者大多认为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三千万人左右。实际上,在“大跃进”之前,已发生因饥荒饿死人的事件。就目前公开的材料看,广西是较早出现严重饿死人事件的省份,1956年发生的“平乐、荔浦和横县因灾饿死人事件”最先被公开曝光,1957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就有一篇通讯：《去年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是怎样发生和怎样处理的？》,     

清末大饥荒 天灾？人祸？

光绪二年（1876年）——四年,一场大饥荒席卷了大清半壁江山。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大荒,灾情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死者无数,白骨盈野。其中以1877、1878年灾情最为严重,因两年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丑奇荒”、“丁戊奇荒”。这场被大清官员称为“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几乎影响了清帝国的政局走向……     

饥荒岁月琐记

1959年冬至1961年夏，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16岁左右，处于初中到高中阶段，当时那些凄惨景象，深深刻印在我的头脑中。至今仍挥之不去。进入1959年下半年，大炼钢铁的场面没有了．为“亩产稻谷6万斤，亩产红薯20万斤”（宣传标语）报喜的锣鼓声停止了，“三年超英，十年赶美”的口号喊得少了，随之而来的是物资匮乏和饥荒。     

北大荒饥饿众生相

1960年是流放北大荒的第三年,对广大难友来说,真可谓是生死存亡之秋。这一年,粮食定量锐减至每月22斤,而繁重的劳动依旧。饥饿如魔鬼般地吸干了人们的精血,一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目光呆滞,如幽灵般地往返于工地与窝棚之间。“饥饿—消瘦—浮肿—死亡”,大饥荒时期特有的规律性现象,在“右派”群体中日益显露出来。有些人开始瘦极而“肥”,先是腿部浮肿,然后渐渐上移,最后脸部圆肿。当时人们只知道这是病象,尚未意识到它是体能衰竭、走向死亡的先兆。 处此境地,人的求生的本能赤裸裸地显     

毛泽东承认自己有错误

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饥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学术界较少论四清运动与大饥荒的关系。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饥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一）缘起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我叫"活着欢"(四)

七、饥荒风貌的营养餐 我在四业中任教的四年,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当中度过的。     

3000个核桃

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时期,正是国内的饥荒岁月。我是建筑设计工,被川东奉节县政府抽调出去修铁路,先是内昆铁路,然后是成昆铁路,再转移到川北旺苍县修广旺铁路。     

东莞1960年也曾饿死人

《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发表杜明明题为《大是大非不含糊的省委书记——杜导正忆老友林若》一文,文中写道：“父亲说：‘因为比较深入农村和接触农民,又比较实事求是,因此1960年大饥荒时期,     

浅析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及其社会应对

本文通过重温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的情景,从中着重分析饥荒形成的自然及社会原因,并再现饥荒中社会各界的救灾活动,使我们能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当年饥荒是一场百年浩劫,是一场天灾与人祸的混血儿。     

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遮蔽历史”是要遭报应的

大中国,不仅现实敏感,而且未来敏感,甚至历史敏感。讨论未来的危险度仅次于关注现实,个别情况下还高于关注现实。相比之下,历史问题的敏感度稍微置后。至少,在网络上,“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历史“迷案”不被严厉屏蔽了。这就是五一期间微博上热烈争论一个关于“大饥荒”的帖子的小气候。     

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偷个包子换书看

在那个精神食粮“十分饥荒”的“文革”时期,为了看书,为了寻找书源,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我们用粮票买书,偷包子换书……     

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三年。三年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现将我在广东省高要县亲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及今日的思考提供给读者。     

关于大饥荒年代人口损失的讨论

大饥荒对于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对大饥荒的研究课题是多方面的,如大饥荒程度,大饥荒深层原因和直接原因,大饥荒年代的社会状况,等等,拙著《墓碑》共28章,其中除了展示灾情的13章以外,其他15章都是专题研究。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损失只是大饥荒的一个子题,     

“刮单干风”的曾希圣沉浮记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在视察安徽“大跃进”时,欣然命笔：“沿途一望,朝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安徽出现罕见的大饥荒,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痛心之余,提出搞包产到户的“救命田”,正处于天灾人祸困境中的毛泽东,急不可待的支持了他,要他先搞试点。可是,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成了“两极分化的祸害”。会后被罢了官,郁郁而终。     

导读

<正>提起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亲历者大多沉默了!对于这场浩劫,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很多人至今不能面对。最初,有人将这场大灾难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可随着近年来气象资料的公布,那几年大多数地方却是风调雨顺。1961年5月,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这场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这场大饥荒中,到底死亡多少人,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