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推动力：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

我曾经有个比喻,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车轮,一边是知识分子,另一边是企业家。这两个阶层都不是我们古老的农业社会固有的,不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中自我生长出来的,都是到了近代,在异质文明冲击下产生出来的新阶层,这两个阶层大致上产生在同一个年代,也就是189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     

洛汀的执著与隐忧——极“左”思潮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

洛汀,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现在的小年轻大概没有几个听说过。 的确,洛汀虽是资深作家,当过昆明市首届文联主席,但算不上特别“著名”。他1938年即投身抗日洪流,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革命,几十年却总被阴影笼罩。“组织上”内部掌握的是：此人“历史问题复杂”、“肃反没有结论”,“不可重用”,这些他本人却一无所知。上世纪50年代,他从部队转业到云南省,参与创办《边陲文艺》,是实际的业务负责人,却没有名分,给了他一个莫名其妙的头衔一“总抓”。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回忆父母亲毛国琦和刘毓芳（上）

父亲毛国琦是贵州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教育家,他和母亲刘毓芳长期在贵州从事外语教学教育工作,对贵州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外语教育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教育事业,对国家、人民和学生充满了爱,乐观面对人生,屡受挫折而百折不挠。他们的一生是爱国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辛勤奋斗的一生。在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写出这篇文章,回忆父母平凡而并不平淡的一生,倾诉我们对他们深切的怀念,寄托我们绵绵的哀思。     

中国世界遗产事业25周年

25年前,当遗产问题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时,中国作为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古国顺应国际潮流,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国际社会作出了为全人类妥善保护中国境内世界遗产的庄严承诺。在此后的25年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并积极     

50年代中国的方志事业述评

编纂地方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传统,从私纂到官修。从地理（书）到史志,已有千余年历史。由于它的基本功用是“资政”与“教化”,所以它能与社会发展同步。而且“与时俱进”。社会制度的更迭影响着修志,改变着志书的形式和内容,并推进它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人怎么看日本 日本人怎么看中国

传播学者约翰·彼得斯认为．交流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语义问题。50年代生人的他在《交流的无奈》一书中研究交流的失败,鼓励今天的人们放弃交流的幻想,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天使一样交流”。     

论中国新安全观的特点及其在周边关系中的运用

中国安全观的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但明确提出并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新安全观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2002年,中国政府正式发表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成为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标志。中国新安全观的特点是:从内涵上看,体现了安全的综合性;从目标上看,寻求共同安全;从手段上看,以合作促安全。上海合作组织、与东盟的安全合作是中国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原来的各个社会群体都进行了激烈的分化和组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中国经济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社会问题更加突出,令人忧虑,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经济问题的解决。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论耶律洪基在中国北方民族意识形态转化中的作用

前言 辽道宗耶律洪基（1031—1101）为辽后期衰落阶段的契丹统治者，他所统治时期的中国北方，从整体国家的政治、经济角度分析，未有大而持久的振兴，相反，在他执政的某些阶段，政治污浊，经济凋敝，流民失所，边患严重，尤其在一些相关国家衰亡的重大问题上（如用人问题），和一些重要的具体事件的处理上，辽道宗表现出了极度的昏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