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一）要求平反我的案情 1978年,我是在艰难平反路上走过来的。平反什么呢？这就得稍微谈一下有关情况。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声势和规模都超过1957年反右派的反右倾运动。由于我跟被毛主席在庐山封为“军事俱乐部”副帅的张闻天工作过十多年,所以经过批斗被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处分,随即长期下放。     

暖春是怎样变成严冬的: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反右派运动

本文以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命运的跌宕起伏为线索,重点考察了从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历史过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向科学技术进军"的掀起;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三、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消极影响;四、右派错误言论与整风运动的转向;五、反右派运动的梗概;六、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错误及其成因.     

姚雪垠在东西湖农场的日子

1957年发生在中国的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作为历史,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运动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决议》指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

大字报出现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中。是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及“放”的方针。于是,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然而转眼间,大字报就沦为“右派分子”的“帮凶”,并又成为“左派”清算“右派”的利器。当年因言获罪成为右派的,有不少就是书写和张贴大字报者。《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一文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     

刘英伴随张闻天走完最后一段艰难路程

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段时 间曾主持中央工作,在我党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上和西安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自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因一篇长达３小时的发言而被免官革职,戴上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两顶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１日病故于江苏无锡。他的夫人刘英在张闻天身处逆境直至病故的１７年中、相濡以沫,伴随张闻天走完了人生最艰难也是最后的一段路程。 １９５９年召开的庐山会议,由于张闻天的一次发言,使他一下从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变为…     

李锐反“左”文选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史学界的“大右派“——雷海宗

1957年“反右”之时,许多知识分子横遭厄运,驰名中外的历史学家雷海宗即被打成史学界的右派典型。他从学术研究角度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奴隶制度在世界史上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什么在学术界站得住脚的著作”等观点,以及对解放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的看法等等,使他被诬为“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反党阴谋”,“反苏反共20多年”的“反动资产阶级权威”,遭到全国性的批判,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请看《史学界的“大右派”——雷海宗》一文的详细介绍。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夏杏珍从１９５６年４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到１９６１年“双百”方针经历了起伏波折,本文将对此过程作一简要述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文艺界是受反右派斗争影响最为严...     

张闻天逆境调研上书

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由于一篇批评“大跃进”的发言遭到批判,并被撤销了外交部的领导职务。其后他身处逆境,仍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写出了多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并上书毛泽东。他为人民探讨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详情请阅读《张闻天逆境调研上书》。     

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也是一场整肃民主党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运动。毛泽东发动这一场斗争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     

1957年的民众“右派”言论

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1957年的整风鸣放是因为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趁机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因此发动了反右派运动。右派分子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在民主党派内、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和党政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右派”省长沙文汉

沙文汉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熟悉俄文、日文,有学术著作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长期在白区（江苏省省委,上海局）担任领导,解放后又担任浙江省省长的高级干部。他在京沪从事地下策反情报工作屡建奇功,1957年错划为“右派”,是全国党内最大“右派”,而且是最后一个彻底改正的“右派”。大部分“右派”的改正时间是1979或1980年,沙文汉一直拖到1982年才改正。     

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从1958年到1961年,我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一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     

张闻天在中央苏区

自1933年1月至1934年10月,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战斗了将近两年。对于张闻天的革命一生说来,这两年至关重要。他亲身经历了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亲身参加新生的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革命实践促使张闻天认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逐     

读者来信

《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发表李锐同志《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陔文有理有据地论证了反右派斗争的前因后果。正本清源,无懈可击,令人信服,消除了误解。这个反面教训,对今后工作必将产生深远影响。难能可贵的是,李锐同志已是九十高龄（去年）的老革命,为了评价和善后反右派斗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他奋不顾身地查阅了那么多的史料,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写出近万言的大作。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实属罕见,不能不令人敬佩。文中提到“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这是不对的。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一周年。     

我在人民政协的所经所见(下)

1958年开始咀嚼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的恶果,揭开了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的序幕,在政治上则再接再厉地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反浪费、反保守。紧接反右派斗争的余波,高等院校进行整改运动,在高校知识分子中进行红专大辩论,发动兴无灭资、厚古薄今等运动。这种紧张的气氛,当然也反映到     

揭发张闻天，我至今无法解脱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

何方,陕西临潼人。生于1922年。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外语学校学习俄文。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先后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挨批,何方在外交部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安徽劳动,饱受饥饿之苦。改革开放后恢复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职。离休后,转而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在本刊资深作者邢小群对何老进行专访时。他讲述了1960年下放安徽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往事。     

毛泽东为何看重张闻天——张闻天有关中央苏区的三件事

毛泽东在延安同身边工作的师哲同志讲到党的历史时曾经对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有过这样两句评论:“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此,他那时下决心争取张闻天,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据我个人体会,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本身的因素”实际     

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

1959年7月,由庐山会议发起的反右倾运动,已经过去49年了。这场运动大大加剧了由大跃进引起的全国性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也是继“反右派”之后,把阶级斗争由党外引入党内,进而导致文革历史悲剧的重要转折点。我当年由于工作的关系,也被卷人这一运动,成为“因言获罪”者之一,留下了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