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族的“诸申”问题

以诸申作为被剥削者论述社会性质,似偏颇且有自相矛盾之处。广大旗人官员的主要担任者是诸申,而其面对皇帝又自称"奴才",满文是aha(阿哈),与包衣阿哈、户下家奴的阿哈,是同一个词。但诸申、包衣皆非贱民"奴隶",为正身旗人。诸申的"奴才"身份,只对皇帝、王公本主子家有低贱性,对他人并无意义,他们相当多的是处于社会高等阶层。八旗领主领有诸申的分封制,入关后在下五旗中延续实行。道光朝限制下五旗王公所领旗分佐领诸申(哈哴阿)的数量,并解除较高官员之家对王公主子的奴才身份,但至清末仍有三分之一残留。     

清代君臣语境下“奴才”称谓的使用及其意义

清代,八旗出身的文职官员和总兵以上的所有武职官员,在与皇帝奏对时自称奴才,成为清代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本文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详细考察了在君臣语境下,大臣中奴才称谓出现的背景、表现及其意义,揭示了奴才称谓变化背后复杂的政治、社会、观念诸方面的作用和影响。     

论雍正年间八旗奴仆出旗条例的制定

八旗制度对清朝的建立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康熙朝,由于制度本身局限,旗人生计问题突出。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雍正时期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奴仆出旗条例进行了明确,通过"旗下开户"这一主要形式进行奴仆的出旗规定,鼓励奴仆出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的生计问题。清廷通过奴仆出旗的方式来维持八旗制度的周转和运行,维护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试论满族的发展变化(中)

二 满族与旗人 在有清一代,凡被编入八旗及旗下各类人口均被称之为“旗人”,他们自己也以“旗人”自称之。未被编入八旗及未成为旗下人口的汉族人口则被称之为“民人”,他们自己也以“民人”自称。而绝少有满人、汉人之别,故有“只辨旗民,不分满汉”之俚语。 旗人是满族共同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称谓。 上面笔者着重论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大量的汉族人口被满族共同体吸附成为旗人的几种主要方式。下面拟就成为旗人的这些汉族人口在经济生活、政治待遇、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民族自我意识等方面与满族的异同作一简论,以说明这部份汉族人口与满族共同体发展壮大的密切关系。换之言,即论证这部份汉族人是怎样潜移默化成为满族一部分的。     

清末新疆分省与“省名”再辨

新疆设省伊始,刘锦棠虽强调"合甘肃为一省",但实际运行中,实为"分省"。而且刘锦棠光绪十年(1884)四月奏请设立的"甘肃新疆巡抚、藩司"与十年九月朝廷的定议,已经偏离了刘锦棠最初"设甘肃巡抚、甘肃关外等处布政使"的设想,尤其是与"归并甘肃为一省""仿江苏建置"的提法相矛盾。在光绪二十五年光绪朝会典纂成以前,官方对新疆省名的行政称谓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致文移、奏稿中在表述新疆高层政区的称谓时略显混乱。光绪朝法典确立了专名"新疆"作为统部,并认可了"新疆省"的使用,然而直到直省官制改革以后,清廷方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新疆省区。     

包衣身份再辨

"包衣"是清代旗人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清代皇族的私属,由于他们双重的身份及其与皇室、内务府的特殊关系,使包衣群体的研究成为清代政治与旗人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学界在"包衣"称谓的解释和身份的认识上并不清晰。本文在梳理学界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包衣、阿哈、包衣阿哈以及家人等不同称谓的辨析,明确"包衣"是清代包衣组织成员的专称,不能用阿哈、包衣阿哈或家人替换。     

略论清代京旗回屯的失败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清政府于乾隆朝开始把居住于京畿一带的闲散旗人,移往东北从事屯田活动。然而,事实证明清代京旗回屯政策是失败的。但由于它是国家组织的、在国家所有土地上进行的屯垦,既有缓解八旗生计问题的可能,又未脱离国家的严格控制,所以,虽然效果不甚理想,但清廷仍然不断地推行这一政策,直至清末。     

清代直省驻防满城选址的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分析

沿袭诸多明制的有清一代,创建了用少数兵力控制辽阔疆土的八旗驻防制度,不同时期建立的"满城"即是这一制度的重要载体.直省驻防满城是清廷设置在各行省的驻防城,其意在弹压地方、节制绿营.直省驻防满城的选址有其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这些因素及原则不仅反映出清廷掌控国家的战略思路,同时也暗含着清廷从早期在各行省设置驻防满城的犹豫,到平定三藩后对全国设置驻防满城的重视,再到通过兴建满城来缓解旗人生计的直省驻防发展过程.分析清代直省驻防满城选址的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有利于从多角度看待直省驻防,从而为与直省驻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依据.     

清代驻防旗人的生活与认同——以福州洋屿赖氏为中心

八旗制度之运作与旗人认同之变迁,是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使用民间历史文献,也较少从普通旗人的角度"自下而上"地思考此类重大问题。本文以一份普通的驻防汉军家谱——《福州洋屿颍川赖氏家谱》和其他相关文献为主要资料,较完整地呈现了清代驻防汉军的生活与认同之变迁。赖氏家族自康熙间驻防福州以来,经历了雍正间分防三江口,乾隆间部分"奉命出旗",清末出现家族整体转型的历程,清晰地展现了汉军旗人从清初驻防地方,到清中叶面临"出旗"压力和生计困境,再到清末建构家族组织和实现地方化的转变。福州赖氏由"旗人"到"族人"的转型,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普通汉军乃至部分满洲旗人的共同经历。     

也论“余一人”问题

正早期文献中,常见君主自称"余一人"或"予一人"的例子。胡厚宣先生曾先后有《释"余一人"》、《重论"余一人"问题》两文集中讨论此称谓。对于此种称谓的含义,胡先生两文的结论是一贯的,即认为它反映了时王"至高无上,惟我独尊。这便充分代表了这种专制暴君     

八旗子弟的书画缘 清代关东名家书画展

自从八旗制度建立后,八旗子弟的称谓也就随之产生,这之后,在清王朝旗人便享有了特殊待遇。旗人在横刀跃马夺天下时,书画艺术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用处是状貌写神,祭祀先人,根本谈不上以书画艺术来宣扬盛世伟业。     

朝鲜“壬午兵变”前后清对朝政策比较

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清廷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夷制夷"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清朝政策的转变,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维护中朝传统关系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清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中朝传统友谊,导致宗藩关系最终解体。     

乾隆朝引见文官籍贯、出身及相关问题分析——兼与雍正朝引见文官比较

本文通过对乾隆朝引见文官地理分布、职官层级、科举出身等因素的分析,认为政治人材分布越往下层政区越不平衡,京畿和江南是两个最重要的人材核心区域,乾隆朝旗人和杭州府人材地位比雍正朝更突出,笔帖式在乾隆朝更受重用。乾隆朝引见文官的科甲比率总体高于雍正朝,但乾隆朝贡生以下低学历出身者占据中上层职位的比例却高于科甲人员,省区官员的科甲比重与该省区官员比重大致成反比。各项分析表明旗人和京畿区域人材占据选官优势。     

姚鼐对统治者的离心倾向和对自我的热烈追求

如果确实如某些学所说：“姚鼐的学、学术活动完全符合清廷思想化政策”,那么,姚鼐岂不就是个对清廷唯命是从的应声虫,“和统治一鼻孔出气”的传声筒,为维护封建统治效劳的奴才么?然而,据笔对姚鼐作品的认真解读,却发现尽管姚鼐的思想体系仍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但他却毕竟是个对清廷越来越具有离心倾向的疏离,是个对自我的主体性和个性自由的热烈追求,是个敢于正视和反映现实的学家。不信,请看事实。     

清前期文官职缺之分配及其变化

职缺分配制度,是清朝统治者统治策略和人事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调整。入关之初,为保障和均衡以满族为主体的旗人的入仕权益,笼络汉人巩固统治,将职缺分为旗人官缺和汉缺,并将旗人官缺分为旗缺、翼缺和公缺。这种划分职缺的方式,对于清初政权的稳固起到重要作用,但也造成冗员众多,官员素质低下。为解决这一弊端,清廷一方面将汉军缺裁并汉缺,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将旗缺、翼缺改为公缺,提高官员的素质,使职缺分配制度确定下来。     

清代北京旗人推动住房市场化

清代“八旗制度”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实现了旗人社会的兵民合一.旗人的一切生活待遇,都在八旗制度下获得,住房也不例外. 清初,北京旗人的住房有一定之规,以现代标准看,就是科级官员住3间房,处级官员住4间房,司局级住7间房. 按官阶高低分配相应住房 旗人住宅的出现,与八旗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顺治入关后,八旗精锐集中驻守北京,朝廷为数十万进京的八旗兵民提供禄米、俸银、住宅、田产.经过“圈地”和对汉人的驱赶,清廷控制了北京内城和西北郊区的大片田宅,形成“满汉分城”的局面.     

清代北京旗人的休闲生活

旗人是清代京城休闲娱乐的重要群体。清廷对八旗部队的特殊政策，造就了大批八旗闲人。有闲的旗人以充裕的时光和精力，拓展和丰富了休闲娱乐生活，并全面影响了韵味独具的京城文化的形成。虽然他们的闲在状态，有着历史性的错位，但他们因此在戏曲、书画、文学等领域做出的重大成绩，亦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围绕满汉关系视角

本文首先讨论汉军旗人在清代满汉关系中的地位,进而通过对"三藩"特别是尚可喜与汉军旗的关系及其家族的编旗经过揭示了以下问题:一,尚可喜不是旗人,文献中的记载和研究者认为尚可喜是汉军旗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尚可喜一族入旗是尚可喜死后的康熙二十二年以后的事情。先入正黄旗,雍正初调整到镶蓝旗,故史料中关于其旗籍记载不一致。二,尚可喜生前没有入旗,是因为尚氏当时封王,远高于普通旗人,故可以兼统八旗兵和绿营兵。三,从尚可喜子女的通婚情况看,主要是通过联姻地方实力派而非旗人来巩固自己的藩王权力。     

对日本战争称谓问题的一个考察

在日本,因开战当时就对战争目的缺乏统一认识,加之战后美国实施的占领政策以及之后日本国内近现代史相关认识的"政治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所发动的对外战争有着多种称谓,并且战争称谓问题至今仍被热烈讨论。因此,现有的称谓基本上均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官方则一直在使用"之前的大战"一词。各种称谓中,"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均能表示1941年12月8日以后展开的战争,而从所涉地域来看,"大东亚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则明确了日本当时战场之所在,另外"太平洋战争"一词则更让人联想到发生于太平洋上的日美战争。至于国际通用且价值中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日本的视角出发对其自身参与的战争进行叙述时,此一称谓无论从时间、地域还是"感觉"上来看都不甚适合。因此,现今"太平洋战争"一语虽被广泛使用,但展望未来,在选择能将1941年12月8日以后的中国战区亦纳入其中的恰当称谓时,是否可以考虑使用抹消其意识形态色彩的"大东亚战争"或"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两个用语。     

略论乾隆朝京旗苏拉的移驻

清中叶以来京旗苏拉移驻问题是八旗制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经乾、嘉、道三朝,持续近百年,清廷为此动用大量人财物,然而京旗生计非但未解决,反而使旗人生计更加恶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历史后果,很有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就乾隆朝京旗移驻问题进行探讨。 一、京旗苏拉移驻缘起 顺治元年(1644年),福临帝率八旗劲旅进入北京,代明而建大清帝国。为维护和加强清朝对全国的统治,清廷把八旗兵视为“国之根本”。在官员任职方面,划定固定的满缺,为旗人入仕任职创造更多的条件;在俸饷方面,八旗官员按九品文官级别领取官俸银粮,八旗兵丁按五等级别领取粮饷。无论官俸,还是粮饷,满洲八旗都远远超过蒙古、汉军八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