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契约法精神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契约法发展的外部条件不足,但在实行的制度层面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水准。唐、宋、明三朝是中国契约法发展成熟时期,中国古代契约法的儒家化色彩得到进一步体现。中国当代的法治进程,不仅要移植境外成法,也需要重视本土法律资源的发掘、整理和继承。     

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定位

将辽朝置于中国古史谱系的长时段之中,在中国北疆民族区域视域下从统治模式的更新与改化、儒家思想与文化的崇尚与普及、东亚秩序的改造与重建之角度考察辽朝历史,可发现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朝代。辽朝统治予中国北疆社会以深刻影响,辽朝统治彻底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使中国古史谱系的发展在辽朝发生重大转折。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儒家法律思想在我国法制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礼治”作为先秦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不仅是中国封建时期的法律思想的基石,影响着封建法律制度的构建,也因其历史上的功过对我国当代法治有所启示。本文在探讨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礼治”思想的基础上,对当代法治如何正确对待传统“礼治”思想提出了几点建议。     

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

头下制度是辽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对头下制和头下军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内容涉及头下制的渊源 ,头下的形态和性质 ,辽朝头下军州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 ,以及头下军州的制度层面的诸问题 ,并对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所能见到的头下军州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作者认为 ,头下制渊源于北方民族 ,与唐代的头下户无关 ;头下军州制度早在辽朝建国之初就已创立 ;金朝既不存在头下制度 ,也没有头下的概念。     

试论金代女真人对儒家伦理的吸收

金代女真人对儒家伦理的吸收是涉及满、汉化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女真人由最初的使用汉语进行女真化与汉化交流、互动,自上而下地崇拜儒学宗师、学习儒家伦理仪范,到最终吸取儒家正统的政治始理理念以改革金政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时代需要和自身发展的政策、措施．女真族是善于变革并善于创新的民族,他们对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的积极变革,不仅为他们吸收儒家伦理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女真化儒化的社会历史进程。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变迁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化政治化、政治化化的存在。化政治化是通过孔子的圣人化、儒家献的经学化和科举制等一系列制度规范来保证儒家的独尊地位及其同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政治化化是指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通过不断的社会化过程,逐渐内化为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价值行为准则。它与政治系统互为因果,是中国古代君主政治赖以生成、运转和发展的化背景。     

从新角度审视辽朝社会——《科举与辽代社会》评介

辽朝作为一个由北部边疆游牧民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立国之后为选拔人才巩固统治,积极效仿中原政权引入了该制度,使得参加科举成为有辽一朝重要入仕途径,以科举制度相关问题作为切入点来还原辽朝历史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于辽朝科举制度相关研究力度明显不足,专著成果稀少。20世纪以来,随着辽朝碑刻资料不断出土,辽朝科举制度研究著述逐渐丰硕,开始改变这一局面。     

辽代法律中的酷刑

辽代是以契丹民族为主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法律发展经历了兴衰的过程,在看到辽法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法律中存在的酷刑。辽代的酷刑多种多样,极尽残忍,有好多酷刑是辽代的首创。辽代的重罚重法没有更好地维护辽代的封建统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动荡的因素,加速了辽朝的灭亡。     

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

辽代契丹统治者在女真、五国部地区依据各部落集团和各部族社会发展的水平 ,设置了具有一定羁縻统辖性质的不同层次的属国、属部。从辽朝对女真各属国、属部的统辖关系特点看 ,大致可分为三个地区、四种统辖制度 ,即系辽籍女真地区属国、属部的两种统辖制度、生女真地区属部的统辖制度、五国部地区属部的统辖制度。充分体现了辽朝“因俗而治”的治国方针 ,从而实现了辽朝对整个女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有效统治     

大足石刻的思想背景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其根本的区别性,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的宗教化以及儒家的神学化,三家的关系在鼎立的基础上开始了相互融合的历史。佛教在传入之初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派从而被中国人接受的,然而由于道教与儒家的传统历史,所以佛教与政治的联姻是处于政治之外的。佛教发展的迅速促使儒家和道教的关系首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道教也开始从佛教中吸取诸如仪式的完整等方面的优点,士大夫也把佛教作为退隐的依托,同时佛教也开始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和借用儒道两家的术语来宣传自己的教义。经过南北朝皇室的崇佛和灭佛运动,佛教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     

辽朝枢密院一院多使现象与制度渊源

辽朝共有北南二枢密院,但每一枢密院可以由两名或以上枢密使共同执掌。辽朝的知枢密院事实乃未经正授的枢密使,因此当辽朝同一枢密院内有枢密使与知枢密院事并立,实际上也相当于该枢密院同时受两位同级别长官管辖。辽朝枢密院一院多使现象的制度渊源来自于五代,一方面因袭了晚唐五代两名枢密使共同执掌枢密院的传统,另一方面继承并推动了枢密院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北大核心CSSCI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辽朝边铺探微

辽朝制度承唐仿宋,其中即包括与边防制度有关的"边铺"的置设。辽朝政府在与周边国家、境外部族接壤的边境线上,设置了大量烽燧边铺。史料所见有"口铺"与"烽铺"两大类。驻守边铺的烽卒铺兵,执行侦察候望、牒报警传等任务,并协助"巡马"等边防军人巡边扰敌,起到了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之作用。辽朝"边铺"的上级管理部门应为设于边疆地区的边防诸司军事机构。     

华风与夷俗:辽朝吉礼初探

辽朝吉礼是在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中国古代礼制史中重要一环。辽朝吉礼可分作祭祀自然与祭祀祖先,其中祭祀自然之礼多由契丹传统习俗转变而来,而祭祀祖先之礼则多学自中原礼制。契丹传统习俗在礼仪化过程中大量汲取中原文化因素,如宗庙、御容、服饰、音乐等。辽朝吉礼的产生既与辽朝现实政治需要有关,即由于辽朝幅员广大,地理条件多样,游牧、农耕民族杂居期间而采取因俗而治的包容政策;也与辽朝吸收融合中原文化的态度有关。     

辽朝举进士、业进士考

在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过程中曾出现举进士、业进士等与进士身份相关的称谓,他们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举进士指获得参加礼部贡院举行的科举考试资格,尚未获得擢进士第的士人群体;业进士、习进士指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自幼研习儒家经史,尚未取得礼部贡院科举考试资格的士人群体。弄清楚这些带有修饰语的进士称谓及其内涵,对辽朝科举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辽朝藩汉分治法制模式略论

辽朝是契丹族创建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境内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国情客观实际,加之契丹族灵活的民族思维以及对治国经验的反思,综合塑造出藩汉分治的独特二元政体。藩汉分治在辽朝法制方面表现得非常充分,涵盖了政权组织法、犯罪刑罚法、职官选拔法及婚姻家庭法等主要部门法领域。整体而论,藩汉分治模式是解决多民族法律适用冲突的一次成功实践,也为不同民族间法律的相互借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农牧文化交融视域下的辽朝礼乐制度变革研究

辽朝的礼乐制度因受到农牧文化交融的影响而呈现出“蕃汉杂糅”的特征,具体表现在礼制、音乐和仪仗三个方面。辽朝礼制在制定的官员、原则、目的、方式和礼仪本身等方面融合了契丹国俗和汉礼。辽朝的音乐具有多元交融的特点,具体表现在音乐的种类、演乐人员和音乐资源的多样性与民族性、用乐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辽朝的仪仗与蕃汉分治的二元性政治相契合,体现在表层的分类情况、两种仪仗的渊源、用途和内涵之中。总体来看,辽朝礼乐制度的变革是民族融合的一个标志,更是中原礼乐文明传承的重要环节。     

盐铁会议“儒法之争”与法家在西汉中期的危机

法家思想自秦到汉不断以各种形式被应用到政治实践中。而其理论中蕴含的矛盾与危机也不断暴露:第一,"以刑去刑"的重刑论彻底失败;第二,法律简与繁的冲突;第三,"尊主"与"明法"的矛盾导致君权超越法权,法治精神被破坏。上述危机在盐铁会议上充分展现。桑弘羊对第一、第三个危机的无能为力预示法家在政治领域统治地位的衰落。而对第二个危机的成功化解则使其在政治理性化、行政规章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法家最有价值的部分。贤良、文学提倡儒家政治的同时更深入揭示法家上述危机,对政治儒家化的最终确定做出重大贡献。     

大同博物馆馆藏辽代三彩器

大同是地处北方的一个古老的文化名城,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938年契丹人占据了燕云地区之后,大同划归辽境,1044年大同升为西京,从而在辽国的地理位置、政治环境中居于相对重要的地位。1125年辽朝灭于金,大同作为辽陪都西京的80余年间,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制瓷业也随之发达并出现了一系列的瓷窑。     

图写偶像与辽代宗庙祭祀礼仪

活跃在北方草原地带的部族都保留着浓厚的图写偶像以及图像偶像崇拜的习俗和传统。10世纪初,契丹建立辽朝,不仅上承松漠地区文化传统,又大量借鉴中原礼仪文化,使得辽人从社会习俗风尚到国家礼仪制度,都保持了对图像偶像的热情与迷恋。有辽一代,图写、塑造帝后、功臣肖像并加以祭拜的现象十分风靡,作为其宗庙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辽朝多元文化汇聚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