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和“汉奸文化”

所谓汉奸,据《辞海》（1999）缩印本1054页的释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定义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晚清之际）前后,对汉奸主体认识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奸”指汉人的败类;之后,则不复有族群的限制,是中国人而事外敌者均可称汉奸。     

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教育视角下汉奸问题研究

1937年,日本疯狂地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为维护民族的生存,中华民族掀起了抗日的热潮.但在抗战期间,中国始终存在着一个为数较大的汉奸队伍,高级汉奸中留日出身者居多.这主要归咎于晚清社会的失序和日本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而对中国留学教育中的阴谋.     

建党脱党反共叛国的周佛海

周佛海可耻地当了大汉奸,其思想根源是否仅仅是其极强的领袖欲呢?他倒是当了领袖了,汉奸们的大领袖!这是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投机善变,蝇营狗苟的政治野心家。他曾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不过一年的时间,他就脱离中共,并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成为蒋介石的亲信。而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丧失人格和气     

20世纪80年代以来惩治汉奸研究综述

本文在总结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惩治汉奸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汉奸研究的三个视角:社会学功能主义、政治学民族主义以及伦理学道德论。功能主义视角认为,在民族战争中,通敌者从某种意义上成了战争挫折和人们推卸责任的"替罪羊",惩治他们有加强群体或民族内部团结的作用;民族主义视角认为,通敌者违背了某种原则,必须对他们进行无情清理,而且国家任何一个成员都有惩罚的权利;道德论则从人性论的角度质疑不分青红皂白惩治叛徒和通敌者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作者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抗战时期汉奸为奸目的之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不仅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同时也涌现出了很多为国人所不耻的汉奸。这些汉奸或为权势,或为金钱,或为温饱,或为自保。尽管他们的目的不一,但都是出于私利而出卖了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公利,他们将被记入"另册",遗臭万年。     

中国托派不是汉奸

抗战前后,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或者干脆把托派称为汉奸,在中国共产党内几乎成为"共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在党的文献编纂中逐步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托派的汉奸罪名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经过多方的查证研究,众多党史研究工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明确认为中国托派不是汉奸.1989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注释2这样写到:"……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文化汉奸:林柏生与胡兰成

正中国抗战期间,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政务次长胡兰成等文化汉奸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危害和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政治汉奸、军事汉奸和经济汉奸。一林柏生,号石泉,1902年出生在广东信宜县一个南洋华侨的家庭。他早年就读于华侨出资开办的岭南中学,1922年秋考入岭南大学。该校是一所开明进步的学校。在校内,林柏生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思想十分激进,常在同学之中发表演说,讴歌革命,成为学校     

陈璧君服刑记

一、始终追随汪精卫,终至成为汪逆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 八年抗战落下了胜利的帷幕,汉奸头目纷纷落网,汪伪政权第一夫人陈璧君也于1945年9月12日,在羊城被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与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设计诱捕归案。     

东北沦陷初期伪满汉奸集团成因及傀儡角色

东北沦陷初期出现的以伪帝溥仪为中心的伪满政权汉奸集团,是一个近代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有组织的汉奸群体。它的产生有浓厚的地域性,其形成有外部原因,也有深层次的内在因素。然而本应作为伪满政治舞台主角的汉奸们,却在历史的旋涡中出现了严重的角色错位,上演着日本殖民者高压威恫、骄横霸道,汉奸者卑颜屈膝、卖身求荣的丑剧,以及汉奸们的徒然挣扎。汉奸集团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的抗战均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肃奸初探

汉奸,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作为抗日先锋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汉奸的有效举措。本文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对中国共产党肃清汉奸的工作对策进行了探析。     

抗战时期汉奸形成原因探析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抗日战场上,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之多,犹如过江之鲫。抗战时期汉奸大量出现,的确令人深思。有人说,“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问题实际并不这么简单,汉奸出现之多,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本试从内因和外因方面作一下简要的分析。     

国民政府逮捕汉奸记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辈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汉奸数量庞大,存在范围广泛,使得逮捕方式也多种多样。     

张学良解密"九·一八"与西安事变

张学良将军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他因在"九·一八"后执行不抵抗政策而被骂为汉奸、民族的罪人;而后又因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被国人捧为民族的英雄。其中的是是非非也许只有当事人才能给出准确答案。     

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随之垮台。国民党政府忙于掠夺胜利果实,无暇顾及惩治汉奸,直至9月下旬,才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至年底共捕获4291人。从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南京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判处14人死刑,其中有臭名昭著的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等。《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记述。     

国民政府逮捕汉奸百态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迭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民族之妻”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1939年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著名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前后长达10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获得平反。     

陈公博日本亡命记

陈公博是抗战爆发后随汪精卫投敌的大汉奸,曾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是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汪精卫在日本暴卒之后,他接替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并兼任伪行政院长、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及政治部长、伪上海市长等职,成为伪政府的头号大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