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工厂内迁择址的因素分析——以重庆为例

全民抗战来临之际,全国总动员初见成效,工厂内迁是政府经济统制的一个方面。内迁几经波折,一迁再迁,徒增无谓的损失。内迁牵涉范围极广、效果不一,但就目的所达则首推重庆最为突出。重庆具备的独特优势,是其成为内迁终点首选的因素所在。     

工矿调整处重庆办事处办理迁川工厂有关事宜报告

抗战期间,我国沿海地区工厂企业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工矿内迁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为抗战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本组史料即是工矿调整处重庆办事处办理迁川工厂相关事宜的报告,对研究抗战时期的厂矿内迁有相当的价值。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从南京成功迁至重庆,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底和成功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力量。由于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中大的迁校过程也蕴涵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央大学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体现。     

中国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

南京师大附中创办于１９０２年，其前身是三江师范附中，迄今建校已近百年。百年来曾十易校名，六迁校址（抗战时曾内迁贵阳、重庆等地）。素以慎聘良师、锐意实验、校风诚朴、善育英才著称于世。名师荟萃办学的首要条件是师资。南师大附中一向名师荟萃。１９５５年以前的...     

《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抗战时期后方机制面粉工业研究》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机器面粉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该书利用陕西、贵州、甘肃、重庆等省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及民国文献,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地区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认为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及工厂内迁、人口内迁、“抗战建国”、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转移等因素,后方机制面粉工业无论是工厂数量、产销量,还是机器设备、从业人员等方面,在短时间内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     

论抗战时期医学高校的迁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企图摧毁中国教育事业,对高等教育机关狂轰乱炸,使中国高等教育蒙受了巨大损失。为保存中国教育实力,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内迁的决策。据此,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也对医学高校的内迁作了规划,并以这次内迁为契机,对西南、西北及华中地区的医学教育加以了重视。随着国府的迁都重庆,四川成为了抗战后方重地,为此,有不少高校迁往了四川,其中医学高校就有12所。这些医学高校在四川的建设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的医学教育事业,并为四川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迁渝高等院校的考证

关于抗战时期沿海高等院校内迁入渝,已有不少述论及,但说法不同,互相矛盾。如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一书认为：内迁高校,“其中四川最多,仅重庆一地就集中了二十五所,有复旦、交大、东吴、沪江、中央、之江理学院……”而李定开《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一书则认为重庆“原有之高等学校15所,其中战前建立的3所,战时建立的12所。     

阎锡山台湾日记述略（中）

六、关于国民党“行政院”由广州逃迁重庆、成都之记载阎1949年10月11日记“:偕财政部长关吉玉由穗飞台北,谒蒋总裁。”10月13日记“:李代总统由穗飞桂林,行政院各首长由穗迁重庆。”10月15日记“:偕关部长由台北飞重庆,宣布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10月16日记“:加大地方权责案     

抗战中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形成及意义

中国兵器工业开始于鸦片战争,发展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割据与军阀混战的需要,几乎每省都有兵工厂,形成了布局分散,设备、原料依赖进口,生产落后的中国兵工生产特点。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兵工厂进行了分期整顿,实行关停或并迁,形成了汉阳、上海、金陵、济南、巩县5个大型兵工厂。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二八”抗战后,鉴于日本侵华势不可免,蒋百里、蒋介石等先后考虑抗战开始后,能够支持长期抗战的兵器工业的工业生产基地选择问题。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后方基地的认识也在变更,先后选择了西北和湘西、四川为中心的滇、黔、川西南地区。全面抗战开始后,由于重庆具有天时、地利、人才的独特条件,各兵工厂在搬迁中有的径迁重庆,有的一迁他处,再迁重庆,最终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生产基地。重庆兵器工业支撑了长期抗战,为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建设与兵工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特殊时期的《重庆各报联合版》

１９３９年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出版发行的《重庆各报联合版》,自５月６日发刊起,至８月１２日停刊,总共出版３个月零７天,计９９期。它的出版发行,既是当时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战时中国新闻界团结奋斗、同仇敌忾、共同对敌的历史见证。一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迁都重庆,东部沿海各发达地区的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及新闻单位等纷纷迁至重庆。此中,继陈铭德主办的南京《新民报》最早迁重庆出版发行后,先后迁至重庆的各大报有：从上海迁渝出版发行的《时事新报》,从首都…     

南京日军投降仪式的历史瞬间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内迁后方的国民政府尚在陪都重庆,为什么中国战区受降典礼没有选择重庆,而是选择在南京?为什么在南京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没有按惯例交出军刀?关于日军受降这一天,还有许多细节的碎片已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为了这不能忘却的“三九良辰”,请看《南京日军投降仪式的历史瞬间》一文。     

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地区内迁职工社会生活问题探析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经济史上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是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战略大调整。重庆地区作为三线建设中最大的中心城市,内迁职工在环境适应、工资奖金、劳保福利及生活物资供应标准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重庆市根据企业的内迁情况逐步调整标准,并按照"先安后迁"的原则灵活解决内迁职工的社会生活问题。与此同时,重庆市通过采取走群众路线、树立典型等措施对内迁职工进行思想教育,使内迁职工不断适应迁入地区环境,增强环境认同感,从而提高了内迁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重庆地区三线建设的顺利开展。     

造纸工厂内迁对内地造纸业发展的影响

始于抗战期间的工矿内迁运动 ,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业大移动”。① 1 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全国的工业中心被迫从沿海各省迁往内地。工矿内迁运动从 1 937年 7月开始到 1 940年底基本结束 ,历时三年半时间 ,内迁工矿 448家 ,机器材料 70 ,991吨 ,技工 1 2 ,1 64人。② 工矿内迁的对象包括公营、地方政府经营和民营的所有工厂。内迁工厂经过长途跋涉 ,辗转运输 ,历尽艰辛 ,历时数年 ,最终在内地恢复生产。内迁工厂虽然只占沿海工厂的极少部分 ,但这些工厂的内迁与复工 ,为发展后方经济、实现民族长期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     

重庆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辩析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重庆的战略、政略地位日趋重要。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机关全部移驻重庆,沿海及其他沦陷区的工商业、金融业、大专院校、文化学术社会团体也纷纷内迁重庆。重庆以战时首都的特殊地位,迅速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全国的政治枢纽、军事大本营和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便成为日机狂轰滥炸的主要目标。日本帝国主义为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动摇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从1938年1月17日首次空袭重庆市郊到1943年8月23日长达5年多时间里,共空袭重庆218次,出     

从两汉匈奴的内迁看传统华夷观

匈奴作为北方第一个游牧民族统一政权,成为了两汉时期民族政策的主要对象,匈奴的内迁在两汉呈现出阶段性演进的特征。西汉主要是战争降俘的内迁,东汉则主要是把匈奴作为臣属的安置性内迁。在内迁过程中,两汉王朝推行了因俗而治,加强监管,逐步同化等一系列政策,体现了传统华夷观的主要内容——华夷之辩,华夷一体,以夏变夷。     

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

本文主要探讨抗战初期．部分战区人口因受战争影响,不得不从东部向西南、西北等战时大后方迁移的几个具体同题。这里所说的难民．是指除随政府机关、学校、厂矿等有组织地内迁的人口以外的所有战时迁移人口。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可以南京沦陷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难民内迁的路线表现出头绪繁多、缺乏较为清晰的主线的特点,近距离的迁徙比较普遍。到第二阶段,内迁难民群体在数量上大为扩大了,其迁移路径也逐渐从无序中凸现有序。西迁成为难民内迁的主流．武汉成为此期内迁难民的主要集中地,以它为中心,内迁的难民再往川陕云贵湘部赣及两广等后方地区疏散。     

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

张弓等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此书记述了国民政府迁至陪都重庆期间的情况。内容起自1937年10月国民政府议决迁都重庆,至1946年5月还都南京止。书中分国民     

东汉时期羌族内迁探析

本文在概述东汉时期羌族内迁的基础上,结合史书记载和简牍材料,具体分析了羌族内迁的动因及其影响。认为东汉时期羌族内迁是羌族与汉族长期人口流动以及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互动过程,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地羌族的"汉化"与凉州境内汉族的"羌化",是农耕与游牧这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的经济生产方式及其文化不断竞争的结果。     

抗战期间筹设北碚工业区相关史料一组

抗战期间,迁川工厂地址90%以上均在川东重庆、巴县一带,少数在成都及川西各县,其中重庆北碚地区被指定为四川新工业区。本组史料即是工矿调整委员会、四川建设厅等处关于筹设北碚工业区的相关史料。     

危机下的应变与妥协:抗战初期重庆金融风潮救济

全面抗战初期,重庆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受制于公债价格下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省外银行紧缩放贷、回笼资金的影响,曾爆发了严重的金融风潮。在平息危机的过程中,重庆银钱两业公会、四川省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围绕"汇划证"问题一度存在严重分歧。分歧的解决,表明国民政府在维持内地金融市场稳定上,并非执着于政策的划一,而是参酌本地现实,显示了其政策的灵活性。同时,从长远来看,此次风潮的平息,特别是"代现券"的发行,维持了重庆金融秩序的稳定,为其日后承接各地金融机构的内迁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