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设我们的新史学

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是一位有重要成就的史学家。这是他的治史业绩和他的学问基本特徵所决定的。他旧史学理论探索的兴奋点、治史的着眼点,也是他的史学工作明显的特点,是冶史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史学又是为使史学工作对社会的前进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先生说总结史学遗产是“为推进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使它们为我们的新史学提供营养。”又说;我们要“为开拓、创造中国史学的新局面作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从先生的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为发展当代的史学作出了怎样的持久的努力,由此我们也引发出一系列关于发展当前史学工作的思考。     

邱汉生先生访问记

邱汉生先生是我们尊敬的老前辈、著名的思想史专家。他是《中国思想通史》主要撰著者之一,目前正与侯外庐先生一起领导《宋明理学史》一书的撰著工作。建国以来,他还长期负责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审工作。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古籍研究所一行六人,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邱先生的寓居,请他谈谈上述两部学术史的撰著情况和治史经验。七十二岁高龄的邱先生精神极好,兴致很高,和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使我们获得许多教益。他那质朴严谨、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永恒的薪火——怀念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

白寿彝先生把自己一生贡献给史学事业.他的治史体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这就是研究历史是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气魄,治史中不断创新的器识以及世界史的胸怀.先生研究历史的眼光是开阔的,他总是从世界范围内认识历史学问题.     

杨翼骧教授的史学成就及其学术特点

杨翼骧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史专家 ,也精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他在这两个专业都有足以传世的学术论著。杨先生客观求实、审慎平允的治史风格 ,条分缕析的研究方法 ,奠基铺路、嘉惠后学的奉献精神 ,和明哲持正、独立思考的学者情操 ,皆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推进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

侯外庐先生治史的特点 ,是把研究社会的一般构成视为研究历史的先决条件 ,亦即基础条件。他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基础上 ,他是把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熔为一炉的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治史道路 ,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道路 ,他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杰出贡献 ,也使他成为有代表性的、杰出的史学家。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 ,推进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 ,是 2 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白寿彝先生同《史学史研究》编辑的一次谈话

白寿彝先生同《史学史研究》编辑的一次谈话１９９８年元月４日,本刊主编白寿彝先生谈到１９９８年刊物的有关事项时,说：史学史对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门必要的学科,应该是大学历史系的必修课程。六十年代,教育部在组织力量编写史学史教材时,周一良同志曾提出史学史要...     

勤治史与时俱进 著文章历久弥新——访熊铁基先生

正一、治学经历和治史风格问:熊先生您好,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成长过程,能否请您谈一谈您是如何走上治史之路的?答:我真正喜欢上历史,决定学习历史是在高中阶段。1948年,我进入湖南长沙兑泽中学读高中,即后来的长沙第六中学。教历史课的赵学钧老师,讲课非常认真,他给我介绍了一本《中国历史简编》,其作者是后来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泽先生。我因此萌发了学史的念头。数年后,吴泽先生成了我的导师。1951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那时候我们可以填     

一位热忱、渊博的历史学家——忆王思治教授

<正>王思治先生离开我们了,他热忱的为人和渊博的学识,其人品和学品,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思治教授长我八岁,他对于我来说,界乎师友之间:在学术上,我们是朋友,且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相同或相近的见解;我们专业不同,但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在思想感情上,我是把思治先生视为我的老师一辈的学者看待的。我和思治先生相识和交往三十多年,我从他身上得到许多教益。我的这篇短文,是想着重讲讲思治先生对我的热忱的帮助。     

安作璋先生《学史集》读后

安作璋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 ,他在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山东地方史 ,尤其是秦汉史和齐鲁文化的研究方面 ,有很深的造诣。《学史集》(中华书局 ,2 0 0 1年 9月版 )是安先生学术论文选集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治学特点及其对秦汉史和齐鲁文化等领域研究的真知灼见。安先生治史一向主张博大精深 ,视野开阔。他认为 :“治史贵乎博大精深 ,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 ,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所谓渊博 ,也并不是无所不通 ,无所不晓 ,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包治百病 ;但就其所学专业来说不仅要精通 ,凡是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也都应该通晓 ,…     

邓少琴先生与巴蜀史研究

著名的历史学、博物馆学家邓少琴先生对于长江航运史、地方史志、川康金石、川康史地都有很深的造诣,关于巴蜀史研究尤为学术界称道。他的的钜著《巴史新探》、《巴史再探》、《巴史三探》、《蜀故新诠》,是我们治巴蜀史与巴蜀考古者案头必备的重要文献之一,结集为《巴蜀史迹探索》,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     

文献学家罗继祖先生

文献学家罗继祖先生萧文立鲠庵老人罗继祖先生是现存无几的规矩不失、风范俱在的耆学宿儒之一。他弱冠追随王父雪堂先生治乙部之学，沉潜史海文渊，倏逾六十春秋，所造深广，著述身等。但关于他的地位和贡献，至今尚罕有论及者。尤其是他对文献学的贡献，除去他的助手王同...     

王敦书教授谈治史

因本刊“人物志”专栏的需要,我们同王敦书教授联系,准备前往天津拜望,请他谈谈治史经历。王敦书教授说,他非常欢迎,他要谈的内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有了。后来,他把这篇文章又作了补充,寄给本刊编辑部。我们读了后,受益颇多,觉得这篇文字全面反映了他的治学经历,加上12月初,先生要去奥地利参加学术会议,为节省时间,我们把先生寄来的文章发表出来。文章原题为《早年经风雨,盛世看晚晴——我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     

方国瑜教授访问记

1982年12月1日和3日,我们趁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国瑜先生来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访问了这位年已八旬、被西方学者称誉为“纳西文化和历史研究之父”的老教授,请他就当前史学工作、治史经验和云南地方史研究等问题,谈谈宝贵意见。方老先生虽然视力不好,但精神十分饱满。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他谦虚地说:我们云南是边远省份,工作赶不上内地,来这里应该多向北京的同志学习。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可讲,只能将我们的工作情况说一说。     

邓少琴先生与巴蜀史研究

邓少琴先生(1897～1990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博物馆学家,曾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重庆市博物馆副馆长等,对于长江航运史、地方史志、川康金石、川康史地都有很深的造诣。关于巴蜀史研究尤为学术界称道,他的巨著：《巴史新探》、《巴史再探》、《巴史三探》、《蜀故新诠》,是我们治巴蜀史与巴蜀考古案头必备的重要文献之一,结集为《巴蜀史迹探索》,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     

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耿淡如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学家 ,新中国成立后 ,以治世界中世纪史名闻史坛 ,晚年又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培养本专业的研究生、主编《外国史学史》、译介诸多的外国史学名著 ,撰写学术论文 ,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先行者与奠基者。他关于历史研究的求真精神、史学史的基本概念、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学术批判的工作原则、标本与模型兼备的研究方法等许多真知灼见 ,都是可供后人借鉴的思想遗产 ,也是他对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具体贡献     

培基固本、精益求精——学习陈援庵先生史学遗产的点滴体会

本文不能通体展述援庵先生的史学遗产,而仅为个人学习先生著作过程中对其治学路数的点滴体会。首先,先生的研治史学的基础建立于目录之学。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治目录学的特点。他早岁读《书目答问》,就悟到:读书之前必知其书(文本或文),而且必知其人(作者或献);至于如何知其人(前代作者),则又必须先论其世。这样,文本就不再是可以任意截取的一堆故纸,而是有其历史生存理由的史源学有机结构的。所以,先生学术基础之深厚,不在于材料的简单积累,而在于既博且精。进而,先生由《廿二史劄记》入手研治史学,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之大体,又注意其中提出的种种历史问题,建立起一种对中国通史的总体性把握,这又是由博开始;先生还从《廿二史劄记》中看到其自身的许多错误与问题,从而把此书既作为治中国史的上马石,又把它当作为由博返约的磨刀石。先生一生学术成果繁富,研究之面甚广,几乎手到之处皆能游刃有余,从未落入某种跳不出的陷阱。可是,先生又极其谦逊。为什么?他为我们这些后学昭示了一条重要道理,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学者,永远会自知不足,因此会真正地永保谦虚。     

金毓黻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金毓黻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近代史学名家,一生建树颇多,在辽金史研究上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该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先生早年在"爱乡邦、御外侮"思想指导下涉足辽金史研究,首开宋、辽、金三史兼治之先河。他擅长史料考证,在辽金史研究中博考典籍、严密求证、广搜材料,体现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求真的治学态度。金毓黻先生对辽金史料的整理、考订以及对一些相关社会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填补了不少史学空白,更为后来研究者打下了基础。     

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论

即使是在史学史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的20世纪50年代,杨翼骧先生仍在默默地坚持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工作。以系统的资料编年为基础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成为杨翼骧先生治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杨先生条分缕析、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史学史研究有着规范性、严谨性和示范性的意义。杨先生很早就致力于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他对中国史学史从古代到近现代发展的整体看法、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理论的思考等,都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有关阴铿史料的补遗——答陈永正先生

陈永正教授一直是我很敬重的前辈学人,他们这一辈人治学、治史的严谨精神,始终是我们晚辈所欠缺的,须好好学习并努力遵循。这次,他对拙文《阴铿：开吾粤风雅之先者》提出的质疑,教我受益不浅,很是感激。的确,我的文章很粗糙,疏漏之处不少,先生一一指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尚书》、经学和史学——访刘起(钅于)先生

初秋的一个下午,我和吴怀祺同志访问了著名历史学家刘起(?)先生。在劲松小区寓所幽静的书房里,刘先生向我们谈了他治学的经历、经学源流和治史的感受等许多问题。整整一个下午,先生侃侃而谈,精神矍钎,丝毫不见刚从日本讲学返归的旅途疲惫。刘先生是湖南安化人,1917年生,1947年中央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国史馆协修。解放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研究组长、中华书局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此外还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顾问、日本文教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