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和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其具体路径及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和启示,走向史学批评的广阔空间和理论升华,即从评论史书到全面地评论史学,再到理论层面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并形成方法论,对当代史学发展多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探讨、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路径及其规律,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为什么要研究史学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中西古典史学批评论

史学批评的产生虽然要晚于史学的产生,但是,几乎在古典史学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史学批评的萌芽。古典时期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批评的产生与史学批评的内容,在史家标准、治史态度、史籍优劣以及史学审美等诸多方面大体一致,难分伯仲。总的说来,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不如中国,然而在史学审美方面却比中国古典史学批评理论更系统化、理论化。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古典时期中西史学的地位所决定的     

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齐思和的史学批评

齐思和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在其史学生涯中,十分重视史学批评。他有明确的史学批评旨趣,广泛的史学批评视野和突出的史学批评关注点。考察齐思和的史学批评活动,可以丰富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内容,也为今天的史学批评提供借鉴。     

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趋势

正史学批评是关于史学自身的各种商榷、品评、鉴赏和反思,其对象包括历代史家、史学成果、史学思想、史学技艺、史学流派和史学机制等。从先秦时期关于史学的零星评论到东汉班彪集中评论前史,再到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朝刘知幾《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一条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学术脉络清晰可见。史学批评的历史虽然古老而漫长,但史学批评史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逐渐兴起的年轻的分支学科。对于一门学科研究史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回望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到研究上的启示。     

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评介

正史学批评或史学评论是对史学自身的反思,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但如何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却是摆在史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重庆出版社,2016年6月),是作者多年从事相关研究的一次成果结集。全书34万余字,分上下卷:卷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包含18个专论(原为20     

刘知几“实录”论

刘知几所《史通》的实录论,是其基本的史学理论。主要渊源是班固的实录论,也受到刘勰实录思想的影响。他对实录论有重大发展,主要表现于史料采择、史书撰述、史用笔、史义申明、史学批评以及史家修养诸方面,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面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史学批评中寓理论,指出史书不实之祸患是当朝权贵,面对现实而呼吁直书实录,要求记事撰史相时因俗,辨史论史要求通识,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有着重大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于今也不无参考价值。     

批判与革新：南粤史家张荫麟历史哲学管窥

张荫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史学家,他在历史哲学领域颇有建树,他批评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进步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等传统历史哲学观点,试图建立一套新的、完善的历史哲学体系,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理论建设的重大创举。发掘与总结张荫麟在历史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利于考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理论的演变,而且对于继承先哲学术遗产、创新史学理论学科发展亦大有裨益。     

论顾颉刚的史料学思想

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他对史料的深刻认识有着重要关系。他把考辨史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认为实物材料、文献记载和传说都是古史研究的史料 ,提出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材料可以互证 ,应合理地运用伪材料等。正是运用了传说史料 ,他敢于对旧古史系统提出大胆质疑。他还强调指出史料的整理和考辨是运用唯物史观从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逻辑家的政制建构逻辑——辛亥前后章士钊的政制思想研究

章士钊是近世文章家中的“逻辑派”。因其在西方受过系统的逻辑学训练,衡政论文,悉用逻辑,一些在清末民初思想家、政治家那里司空见惯的政制思想表达,在他那里常常见着基于逻辑的修正。他提出的有关国会“院制”设计、政党与政党内阁建构、“通立法行政之邮”及政治宽容的制度规范等贯穿了西方近代政制思想内在逻辑的主张,以及所界定的诸如“共和”、“内阁”、“政党”及“革命党”等政治概念,对辛亥前后亟于建设现代国家却时常感到无所适从的国人,作了良好的思想启蒙。由于形式逻辑本身的局限,而西方新理论、新方法又接踵而至,加上政治家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章氏归国后的政治建白,大多不为当道采纳。章氏抱负虽高,最终也只能成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清代徽州族谱中张廷玉、汪由敦佚文述略

清代徽州族谱中的张廷玉佚文一篇、汪由敦佚文二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张廷玉为济阳江氏作谱序,反映其史学观。汪由敦所作谱序一篇,反映其谱学观,并记述了相关宗族人物行迹;所作胡集行状一篇,反映徽商对宗族及社会的参与及控制。     

论《史记》释《尚书·西伯戡黎》

司马迁引《尚书·西伯戡黎》 ,兼采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他解释经文 ,引用了今文家说 ,亦据自己对史料的判断和推论对今文说作了改动。司马迁提出“考信于六艺”说 ,表明对儒家经典的尊重 ,但并非唯经典所从。他对经文作了选择、建构和批评 ,把经过历史批判的经文作为撰写历史的基点 ,表现出鲜明的史学思想的自主性。     

20世纪史家论历史文学

本文概述了 2 0世纪历史文学研究的历程 ,把 2 0世纪史家关于历史文学的观点归纳为三种 :一是强调科学性而不主张使用文学笔法 ,代表人物是陈垣、何炳松 ;二是强调历史写作的艺术性 ,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张荫麟 ;三是既强调科学性 ,又重视艺术性 ,提出“准确、凝练、生动”的历史文学原则 ,代表人物是白寿彝。认为应当继承和发扬 2 0世纪史家在历史著述方面的优良学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的首次学术总结——《云南史地辑要》概说

1949年底,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云南史地辑要》一书。由方国瑜、凌纯声、陈一得、张凤岐、罗常培、张席、张印堂、何塘、杨、于乃义等著名学者撰写,包括云南沿革、部族、气象、边务、语言、地质史、地形、矿产、农村、文献共十篇,基本上涵盖了云南史地研究的主要内容,时人评论其"学近专门,事不蹈虚"。由于种种原因,该书从出版之日起即陷入"湮没"无闻的境地。本文初步探讨了该书的出版及"湮没"、内容与作者,认为它是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史地研究的首次学术总结,在云南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考古学的中国深度:张忠培先生的文化演进论

张忠培先生始终深入田野考古,坚持"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在系统构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又体现人类共同规律的文化演进论。张忠培先生在坚实而高水准的实践起点上,不断开拓学术生长点,构建起了宏大的学术体系,创造性地开展和领导了田野考古实践工作,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学地发现和表述了蕴含着中国文化基因的谱系结构,展现出考古学的中国深度。     

张伯端及其后学考论

道教内丹学以精、、神为标识,以五派为支柱,其思想体系对于中国学术具有深刻影响。张伯端开创的道教内丹学南宗理论吸收儒、佛思想,主张三教融合,其内丹理论以性命双修为特色。张伯端的后继者坚守师法,传承有绪,注重印证,著述不断,丰富了道教内丹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