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添明还是跑掉了

1997年后,香港电影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见证了何为焦虑恐慌和一蹶不振,几乎每一位香港名导来内地拍片,都会下意识进行向我矮化,一边自以为在迁就内地观众的智商,一边把商业功能和功利思路发挥到极致。     

在汉三十年,我做了三件事

<正>在武汉的这30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在武汉的整个发展过程,实际上可以说是见证了内陆特大中心城市武汉30年来的巨大变化。30年前来汉,30万起家成立汉港合资公司我应该是来内地做贸易比较早的一批香港人。早在1984年,我就已开始从事一些把香港的建筑材料卖到内地的贸易。当时内     

追思黔籍海外杰出学者易家训

最近，我从美国旧金山《世界日报》和密执安州《安城日报》获知，美籍华裔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易家训教授已经辞世。看到这一消息，心情十分沉重，为物理学界失去一位杰出学者而深深惋惜。我和家训先生，解放前在中央大学先后同过学，他的一生是值得我们追思和缅怀的。易家训先生是我省贵阳市人，生于1918年7月25日。十二岁时随留日归国的父亲和家人移居江苏镇江，就读并毕业于苏州中学。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考进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大学内迁，辗转到内地，在重庆沙坪坝中大复学。他大学时期接近以地下党员陈琏为代表的进步力…     

逃避与受益

在历经半年光鲜耀眼,最后需要用生命作赌注,乞丐和炼狱般的雅鲁藏布江漂流生活后,我悟到一些东西,这是我在大都市生活中不易感知的。两月前到北京出差,和几位雅漂的朋友在饭店小聚,一个给予所有雅漂队员很多帮助的林洁女士问我：“我发觉你和其他的人不同,你当年为什么参加雅漂？”     

重访温岭 一个远去的记忆

从进入温岭市区的那一刻起,我的思绪变得一片茫然,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这座城市的变化让我的记忆变得模糊?眼前的景象,使我仿佛感觉又到了另一个大都市。真是沧桑巨变,短短十年,温岭从当年心中的那个偏僻的临海小城,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     

名城与名人的彼此成全

正读史书,我留心到一个问题:古代文人造访扬州极为频繁。扬州能让文人青睐自有缘由。这座城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非常平坦,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在此交汇。因为长江,它可以沟通东西;因为大运河,它可以连贯南北。古代没有公路、高铁、飞机,这种地理上的优越很容易化作经济上的巨大优势,至少从隋唐时开始,扬州便商船如梭、店铺如林、繁华无比。     

杜重远与盛世才轶事

缘起抗战初期,正值我少年求学时代,炽热的求知欲使我在僻远的山乡,有幸读到杜重远撰写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自此,我那幼稚的心目中,便有了杜重远、盛世才这一对同乡、同学、好友的影子;并导致其后几十年来,我要探寻这两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发展道路——这是中国现代史中一段令人关注的史实,一束值得深究的谜底——正如现代文化名家胡愈之所说：从“新生事件”到“西安事变”,从“西安事变”到“新疆事件”——盛世才的叛变,杜重远的被害,这一段复杂的历史被浓雾掩盖着。社重远身世杜重远生于1899年,老家在吉林怀德县（…     

汪曾祺我们时代的苏东坡

我一直很排斥给汪曾祺贴上“最后的士大夫”这一张标签。汪曾祺为什么会是“士大夫”,还“最后”?书画自娱?文人雅趣?讲求饮食?文笔出众?这些特色一来并非“士大夫”的必要条件,二来哪个时代类似爱好情趣的文人非文人皆层出不穷,哪儿来的“最后的”“士大夫”?     

文人入幕与东汉文学的嬗变

东汉文人的入幕经历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幕府特征的演变,入幕文人的士风发生了从忠君到忠主的变化,这一变化深深地影响到东汉文学精神的变迁。东汉前后期,入幕文人的书写内容经历了从规谏幕主到歌颂武功的变化,写作方式也从依经立义转向了自骋其词。文人入幕是影响东汉文学嬗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八廊街的365天

从2009年至2014年,算起来,我曾在拉萨生活、工作也有近五年的时间。一直租住在老城区,紧靠大昭寺。每天清晨,在邻居们打酥油茶的声响中醒来,沐浴着朝阳,穿过炊烟袅袅的八廓街及大昭寺广场,去到朵森格路的报社上班。拉萨与内地有着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下午下班时内地一般已显暮色,而拉萨依然阳光普照,只是光影变斜长了而已,我便混在转经的人流中,一圈、两圈……默默感知这座城市的脉搏。有时加班或值夜班到深夜,八廓街又是另一番样子。就这样,晨昏更替,日复一日,八廓街是我曾经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旅行轶事

A.我是干部,家里没牛 为了搭便车我们在距离拉萨600多公里的一个乡足足等了三天。与我们同住的还有一个叫王先的人,他是从内地来的。第四天,乡文化站扎干事来了,他戴了一顶亲友从拉萨捎来的大沿毡帽,这顶帽子挺适合他,使他显得比昨天神气多了。扎干事说起话来与别的草原人一样的大噪门,从他说话的声音里可以感受到他     

发现的来源是什么

[场景一] 山间一条小溪旁有两个游者。甲失望地看了看周围的景物,说:“你为什么每次都来这儿?死气沉沉,到处是腐败的落叶,到处是湿湿的泥水。这怎能让我放松心情?”乙说:“谁说的?当我第一次到这儿来时,就喜欢上了。你看,这小溪的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多像是天上的泉水流到人间;再看周围的花草树木,在静态中又体现出无穷的活力。这儿的一切给人一种幽雅舒适的感觉,让我每次来这儿都可以使身心得到最大的放松。”小结:我们可以从生活中发现许多,但要看你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场景二] 一棵苹果树下坐着两位物理学家。突然从树上掉下两个熟透的苹果,分别砸到了这两个人的头上。甲心想:“真倒霉!怎么这么巧,什么地方不掉,偏掉在我头上?唉哟,这还起了个瘤。”乙揉了揉头上的     

康熙十七年葡萄牙献狮研究

康熙年间,葡萄牙为了使清廷解禁对澳门贸易的封锁政策,派遣使团向清廷进献狮子。当时的中国文人、官员对葡萄牙献狮事件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并将葡萄牙献狮的意义提高到政治层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葡人献狮事件逐渐模糊起来,清代文人们开始以一种传统的文化想象来重新建构这一事件。在以后的清代文献记载中,献狮这一历史事件竟然变成传说、轶事而失其真,以致最终被湮没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     

折扇的华夏风雅

从日本“贡扇”的传入到明清文人随身之物,折扇经历了从舶来品到中国化的历程。文人画家对其娱乐性审美功能的发现和拓展,是开启这一进程的动力之源。在经历了明代审美的洗礼后,这一外来的艺术终于蜕变出我国折扇绘画的成熟面貌,并走向兴盛。     

相约鹏城 自驾奥德赛 纵情绿色与时尚间

30多年间，深圳从一个不为人知的边陲小镇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如今，我每天都驾驶着自己的爱车奥德赛。穿梭于这座凭海临风、绿树成荫的宜居之城，同时感受着这座设计之都所弥漫着的时尚创意之风。     

将军的女儿——怀念邓团子先生

我听到关于邓团子先生最多的四个字是“团子大姐”,这是故乡甘肃天水的亲人对她的敬称。2013年8月22日,“团子大姐”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她的逝去,对于故乡天水是静默的,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内地,人们对邓团子先生的哀悼是默默的怀念,正如她从北京出生到离去,对内地亲人们的思念,也是矗立在窗前,安静地向远方望去,看远处淡蓝色的天空……     

20世纪后半期美国大都市区空间结构趋同现象及其理论意义

美国的大都市区化,反映了20世纪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于传统城市化的新的规律性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出现趋同现象,其主要特点是分散化、多中心格局和大规模郊区化。这种现象对传统城市化理论提出挑战,并要求城市化概念的相应调整。在我国部分城市即将进入郊区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认识到这一点并在相关规划方面做出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澜

丁玲（1904－1986）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1936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保安的一间大窑洞里,马灯昏暗,气氛热烈。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出席了欢迎丁玲的晚会。丁玲兴奋极了,她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末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末多的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末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当时的保安城是个小镇,地方不大,住房又少,拥挤得很。主席和副主席也只各住了一间…     

差异分权与多元碎化:大都市边缘地区城镇化空间模式研究——基于武汉市蔡甸区的实证

大都市边缘地区是大都市经济增长与空间拓展的主要地域,也是分权化治理最为复杂的区域。大都市边缘地区往往针对不同主体采取不同模式的分权化来调整其空间治理结构以适应发展需求。本文构建从分权化治理到城镇化空间的逻辑框架,从大都市边缘地区"差异分权"的空间治理格局入手,落脚在"多元碎化"的城镇化空间模式上,进而对从空间治理的"差异分权"到城镇化空间模式的"多元碎化"间的制度逻辑进行了解析,认为差异分权格局是当前大都市区边缘地区城镇化空间模式多元碎化的直接诱因,因此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从治理结构上予以破解。     

繁华过后,岁月静好——老广州西关游记

对广州的初印象,来自小时候收看的南方台节目。《开心吧》和《都市笑口组》这两档真人喜剧,让我这个客家人学会了说白话,明白了广州人的幽默;《七十二家房客》、《外来媳妇本地郎》也让我对老广州全貌、风土人情有了大致的了解,故事背景里的骑牌楼,美丽又神秘,给人挥之不去的情愫。长大后来广州读书,有了探访这个多彩大都市的机会。终于在这个初秋的天气,和朋友来了场说走就走的出游。我们沿着地铁路线图,从东到西,跨过近半个广州,来到西关,只为寻找那曾经的广州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