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三）

艰苦磨炼从1968年初到这年年底,我们往返于合肥与祁门县之间的次数较多,得到各方面的消息也很多,从广播报纸和街头的大字报栏、散发的红卫兵小报中更是了解到全国各地“文革”动乱的社会状况,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山下乡方面的信息。我们以“先驱者”、“过来人”的身份冷眼观察着那一场上山下乡大潮的到来。这一年里,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突显出来:1966、1967、1968三年(后习称“老三届”)总共约1000万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出路何在?今天回顾起来,可以看出“…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四）

1973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年初,报纸、广播报道了毛泽东给大胆上书的李庆霖复信的消息,这一消息传递了高层领导人重视知青工作的信息。6月,中共中央发出21号件,专提上山下乡工作。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号召全党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年底,又掀起庆祝“再教育”最高指示发表5周年活动。各地相继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中央有关件,分析工作形势,交流经验,检查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大批工作组或检查组被派往基层,宣传落实知青政策。上山下乡运动出现又一个高潮。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长达20余年、涉及人数达2000万的活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有人根据时间背景的不同,将这场由政府组织的、旷日持久的运动,分成三个阶段：     

我的知青生活

39年前,我还是贵阳十六中的一名初中生。1968年10月5日,贵阳首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奔赴威宁、平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也是其中一员。其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是这批知青下乡两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12月才发表,所以这批青年的“革命性”和“狂热性”由此可见一斑。首批知青均来自各个中学,     

李葆华在十年“文革“中（下）

走进北京人大会堂的憔悴老人/周恩来的智慧发问/重逢蔡畅、邓颖超/张春桥、纪登奎代表中央谈话/重逢星华/“拣回另一半财富”辨１９７３年５月下旬的一天,李葆华在南京登上周恩来特地派来接他的飞机,飞往北京。机中乘客,仅李葆华一人。机翼下是白云乌云灰云彤云绞缠纠葛的汹涌云海,很有些象征意味。高天却一碧如洗,不著纤云。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早已有专车等候,直接送李葆华去人民大会堂。李葆华知道,这是周总理的亲自安排,细密而且周全。他感到温暖。接李葆华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始了,从２０日开到３１日,中…     

我在巴冲的知青生活

1969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掀起高潮。15岁初中刚毕业的我,带着对未来几分朦胧与茫然,挥别父母,与同班彭怡纯、陈萍萍、何晓步、胡荣泉5个女生一起下放到湖北京山县杨集区三台公社巴冲大队插队落户。班上其他同学大部分下放到京山惠亭、钱场等公社。春节刚过,1970年2月11号早上,下着小雨,我们在四十五中操场集合,前来送行的亲人云集,前往京山的三四十个同学在班主任刘行乐老师陪同下分乘两辆敞篷卡车出发,我们挤在前面车厢里,没有凳子,都站着,后面一     

一个北京知青的延安记忆（二）

给我评的是妇女工分 一天晚上,李队长把大家招呼到一个大窑洞里开会,宣布大家的工分标准,给我评的是8分,其他男同学都是12分。我问队长为什么,他笑了笑说：“你还是个小娃哩,给你评个妇女标兵分就不低了。”我明明是个男人,心里不服气：凭什么对我另眼看待？     

充满激情的知青岁月（上）——对1968年至1978年的回忆片段

从1968年到1978年,我在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生活、工作了10年,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10年,是最精彩的10年。每当回忆起那如火如荼的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总让人激动不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现撷取那段生活的片段,以飨读者。     

十六岁的知青生活

1969年元月6日,是我人生中刻骨铭心的日子,也是我远离父母第二次“断奶”、走上独立生活道路的日子。我随常德市一中六八届2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下放到石门县官渡公社,我们初73班的24名同学被分在东红大队的东风、东红、永忠三个生产队。我和3个男同学、4个女同学下到永忠生产队。那年,我刚满16岁。     

十六岁的知青生活

1969年元月6日,是我人生中刻骨铭心的日子,也是我远离父母第二次“断奶”、走上独立生活道路的日子。我随常德市一中六八届2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下放到石门县官渡公社,我们初73班的24名同学被分在东红大队的东风、东红、永忠三个生产队。我和3个男同学、4个女同学下到永忠生产队。那年,我刚满16岁。     

一个回乡知青的三年经历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以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贵州兴仁县大山区的一个彝族村寨,直到1978年4月上大学才离开。在这短短的3年中,我亲历了回乡知青生活、农业学大寨、毛主席逝世、赤脚医生、割资本主义尾巴、恢复高考等重大事件。现仅从个人角度,记叙如下。回乡知青知识青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特殊群体。提起知青,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仅指下乡知青。其实,知青有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之分。下乡知青,是指有城镇非农业户口,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我的13年知青生涯

一个1958年的高中毕业生,为什么也要下乡？ 1958年初,当我高中临近毕业时,在全闻以执行极“左”路线而闻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别出心裁地在全川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我在增城五十年（下篇）

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必须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界称之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我在华东野战军的战斗经历（二）

济宁战斗失利和陈士榘的有关谈话 1947年7月初,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开始由博山一带向鲁西南地区挺进。一路上,我纵队势如破竹,连克大汶口、宁阳、汶上、泗水、曲阜等地,歼灭土顽一部。由于汶河暴涨,部队在滂沱大雨中行军,所以指战员们备觉艰辛。7月中旬,我纵队进抵济宁地区。     

一个北京知青的延安记忆（一）

2013年元月,是我们北京知青奔赴延安农村捅队44周年的日子。78年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创建了新中国。 安,     

我经历的文革十年

我今年52岁,北京人。“文革”发生时我7岁,住在东城史家胡同舅舅家。现在天津生活。     

盲人戏曲音乐家鲁本修的前半生（二）

此时,大姑父岳图南已升任国民党清丰县党部书记长,在日寇进攻县城时带着手下的一班人逃到了黄河南岸。他的大儿子岳光与先父同岁,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正在八路军队伍里当干部。这样,大姑身边就没有了劳动力,只剩下年迈的婆婆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大姑虽然在先父出生之前就已出嫁,与先父的感情并不深,但毕竟血浓于水,当先父有家难归时还是收留了他。     

充满激情的知青岁月（下）——对1968年至1978年的回忆片段

1973年上半年,我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党代表大会代表,身份界别是女知识分子党员代表。同年8月,我去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十大,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议期间,邓颗超同志（祖籍河南光山）始终参加河南组讨论。全国参会代表1249名,河南代表团42名。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我的座位是14排39号,靠中间左侧人行道,看主席台上的人看得很清楚。     

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从1958年到1961年,我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一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     

我经历“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

1970年初,我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的一名干部,同数以近万计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一起,带着行李和户口迁移证,下放到远在市外鄂南山区的武汉市“五七”干校,整整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今借《武汉文史资料》的一角,回忆记述“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为读者了解这一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一页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