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史学

朱熹在史学领域内有相当大的成就。他创立的“纲目体”和学术史体裁对古代史书编写有重大的影响;他在文献学上的疑古辨伪,成就是突出的;朱熹的直笔求信的史料学主张,值得重视;关于“正统”之辨,朱熹的认识不少是有积极的意义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因国人对“科学”含义理解上的不同,对史学是否属于“科学”有不同的认识;也因对“科学”含义广、狭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史学”观;由此造成史学“科学化”进程中观念分歧与实践路向上的差异。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史才”的不同概念 ,认为“史才”在中国古代具有三种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 ,即史学主体综合素质之一 (修史的才能 )、史学主体的综合素质 (才、学、识、德 )、史学主体 (史学人才 )。由于“史才”最基本的含义是修史才能 ,为史学工作者职业身份确定的标志 ,因此它也成为包括史学“三长”及“史德”在内的史学主体综合素质的代称 ,并进而指代史学主体本身。从“史才”概念出发 ,弄清其不同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有助于加深对古代史学主体素质理论的认识和探讨。     

顾颉刚与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是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该派在中国古史(春秋以前的历史)研究方面,以大胆的疑辨精神,运用新的“历史演进的方法”,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有着整齐序列的诸如“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旧的古     

论梁启超的辨伪学成就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著人物,前人已有诸多研究。本文从辨伪学这一领域切入,主要阐述了他在辨伪的必要性、辨伪的种类和辨伪方法等几个方面的贡献,并将其理论进行了梳理,归结出他的辨伪学思想特点。     

民国时期关于青铜器的研究

自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方面都有重大变化的时期,学术界也不例外。就传统的史学、金石学来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在我国西部探险式的“考古”活动,以及西方考古学思想、成果、方法等在中国的介绍,中国传统史学和金石学研究受到了强烈冲击,一些学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近代考古学方法论的影响。     

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探析

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儒家经典《尚书》、《论语》、《春秋》等提出的怀疑与批驳中。他在强调直书实录、史学求真的同时,也注重儒家的纲常名教。"疑古惑经"思想对后世经史之学,尤其是唐代儒学、宋代辨伪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和民国疑古思潮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华简《说命》相关问题初探

清华简《说命》是一篇重要的出土文献,它的出现不仅使早已亡佚的《说命》重见天日,而且为梅本《古文尚书》是伪书问题再添一个新的证据。清华简《说命》篇的出现印证了前人学者辨伪成果的正确性,同时也促使我们对伪书的价值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此外,清华简《说命》篇的出现对史实也有一定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武丁时期的文治武功。     

礼学和中国传统史学

关于清代礼学研究的状况,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礼教》中说:“近人致功于三礼,约有五端: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章氏遗书》卷一)时至今日,研究者亦难以越出这“五端”。礼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为深入发掘礼学的内涵,突破传统的研究领域,拓宽研究的视野,本文试图从史学史角度,就礼学和中国传统史学的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评鲍绍霖等著《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

中外史学交流是中外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历史上和史学发展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近代学梁启超指出：“东学之不如西学,夫人而知矣。何也?东之有学,无一不从西来也。”(《东籍月旦》见《饮冰室合集。集之四》)可见西学对中学之重要。19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     

2003、2004年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总体上,2003、2004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仍在继续深入,本文拟从三方面概述。一、著作2004年7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仓修良的《史家史籍史学》,书中显示了作者在史学史领域40年来辛勤耕耘的道路与成果。同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是一部全面系统之作,内容包括《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考略、版本考略以及在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考据学等方面的意义与价值。同年11月,王记录的《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打破多种研究领域的界线与隔阂,从思想的视角系…     

评章学诚的史学史观念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史学史”的概念和学科体系的创建是 2 0世纪初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但是 ,中国史家的史学史观念却由来已久 ,而且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 ,史学史观念的内涵也逐步丰富与深刻。本文初步考察了 1 8世纪中国史家章学诚的史学史观念 ,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中国史学史之史的重视。     

《列子》伪书说述评

历代陈陈相因的“伪书说”已经成为研究《列子》的严重障碍。“伪书说”不少,但实际上,这些“伪书说”有几个因循的关节性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历代的“伪书说”在态度和方法上却存在诸多缺陷。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伪书说”和《列子》。     

1986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书目索引(中文部分)

汉论坛9期 论文谈谈史学研究。1的阶级分析方法.、: 一总论起河南大学学报4期“史学危机”色议黄留珠社会科学论听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一一狡 9期“唯一”论者商榷李祖悠求索史学理论研讨会讨论综述李志华吕5期 丹光明日报10月8日口史学方法评析瞥舜西北大学学抗战时期的厉史学叶桂生刘茂林报3期 晋阴学刊5期论史学思模式的演变张艳国求索~九八五年的史学理论研究蒋大格4期 王也扬中国史研究动态4期历史自然科学方法的适用性及其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黎澎有限性谢本书研究集刊2期 史研究3期中国近代史…     

“科学”与中国上古史重建——以20世纪初陈汉章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为例

20世纪20年代左右,随着古史辨派的兴起,中国上古史研究一度成为当时学界关注的热点。在胡适和顾颉刚对"二帝三王"时代真实性进行质疑、古史辨伪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仍有一些学者如陈汉章在进行上古史重建工作。相对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研究,陈汉章的上古史叙事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具有不同特点,但二者并非一个简单的新旧之分,陈汉章也并非一个史学守旧者,而是一个史学的革新者。对二者的学术差异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还原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转换的复杂性。     

略论“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方法

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风气是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与“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以疑古著称的“古史辨”派在打破传统迷信、清除封建史学影响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与学派一样,它又带有自身的局限。“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与局限在其古史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古史辨”学者提出的辨伪结论是否可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得失,是准确估价该学派学术成就的关键。     

现代性与“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