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田税征收方式及其变化过程

秦至西汉前期存在着“税田”和“税产”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这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反映着同一种田税的征收方式,即在一定的税率下,田税按农作物的实际产量征收。但实际产量每年是不同的,因此,田税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西汉后期,田税的计算方法发生了变化,但田税仍然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东汉章帝时,进一步完善了应税田地的统计制度,但并没有改变田税的征收方式。从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和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相关例题看,在田税的计算和征收中,并不涉及亩产量的问题,而在现有文献中也没有发现标准亩产量和田租定额的证据,说明秦汉田税不是定额税。按土地面积征收的田税和刍稾税,与按户征收的户赋和户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税,每户都征收相同数量田税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秦汉田税并非按户征收。东汉末,田税征收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变成了亩收固定数额的定额税。     

从《吏民田家莂》看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

简牍表明,孙吴把国有土地按质量分为“熟田”、“旱田”两类租给农民,征收不同标准的田租,其“熟田”、“旱田”的数额是人为地“定”出来的而非依据土地质量的自然状况而统计出来的数量;东汉自章帝以后把土地“差为三品”而税之,吴简的问世,间接地证明了东汉土地分为三等之后是分别征以不同数额的田税;孙吴的“熟田”、“旱田”之分是东汉田分三等的发展,尽管租、税性质不同,但方式一致。     

西夏租役草考述

租役草是在两税法大背景下实行的赋役制度,其以土地为征收依据,履亩计算,是西夏农户所要承担的基本赋役。租即地租,新发现的一段西夏文表明,京畿地区七个郡县视土地优劣分五等纳租,每亩田地上等纳租一斗、次等八升、中等六升、下等五升、末等三升,夏税始于七月初一,秋税自九月初一,至十月末交纳完毕,与黑水城地区的每亩纳租1.25升相比,因土地、水利的差异而明显不同。役为夫役,每年春季征调,疏浚渠道,时间从五天至四十日不等,总计不得超过四十日,如急需条椽修渠,可以减役转而纳椽。税为税草,用于饲养官畜、兴修渠道、粮窖铺设,蒲苇、柳条、梦萝等每十五亩纳一束,束围四尺,麦草一顷五十亩一幅地交纳七束,粟草三十束,束围四尺五寸,其余种种草一律每亩纳一束,束围五尺,按要求捆扎。     

1927—1933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办理统税简述

所谓统税是指一物一税。具体地说是对国内工业产品按一物一税的原则,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捐,故称之为统税。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鉴于清季以来全国各地举办的具有通过税或货物税性质的“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病,即着手整理税务,以便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统治。1928年,即以裁撤厘金为名,首先对卷烟麦粉征收统税。1931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实行裁厘,并对棉纱、火柴、水泥征收统税。同时逐步整顿税收机构,统一征收机关,改革税制,使各项税收渐次集中于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并于是年1月正式成立统税署(后改为税务署),实行统税政策。现将1927年—1933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办理主要货品统税情形分述如下。     

从简牍看汉代的户赋与刍稾税

根据秦汉简牍可知,汉代的户赋与刍税都是对秦制的继承。户赋是诸多赋税中的一个单独税目,而非一户内各项赋税的总称。“卿爵”在免纳田租、刍税的同时,却要缴纳户赋。户赋按户征收,刍税按田亩面积征收,均以征收饲草为主,主要供应本县之需,与口钱、算赋、田租等等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岳麓秦简所见“租禾”、“刍稾”税和“枲税”刍议

岳麓秦简首次披露秦除了有"禾程",而且还有"秏程",并且"租禾"征收物分为带秸秆的禾以及舂出之粟、米、麦、粺(精米)、菽和荅。"租禾"税率指的是应征田亩之比率,既有什一之税,也有什五税一等,与传世文献记载不同。秦"租禾"征收办法主要是依据授田民缴纳租税品种情况而计算出所授之田应纳田亩数,即"度稼得租",学界争论的按顷、按亩或按实物计征之说不能完全成立。岳麓秦简还第一次揭示秦"稾"税折钱缴纳的历史真相,并且刍和稾的价格也首次有所体现。以往传世文献和简牍材料未见记载的"枲税"和"枲程"也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生态税的欧盟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生态税的主要思想来源于庀古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用于矫正污染行为的税收理论。生态税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总结国内外有关文献,生态税收定义可概括为:凡是政府征收用于特定的环境或生态目的,或者征收设定的与环境和资源的数量因素有关,征收的目的是为了调节纳税人的行为,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效应纳入行为者的决策函数,同时又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各种类型的交纳或支付,而不论其名为税收或收费。针对我国资源紧缺、资源利用效率低,目前有些城市已出现严重环境污染的现状,开征生态税值得有关部门研究并尽快实行。我国目前对污染的征税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引入新税制,二是改革现有税制。     

秦汉至三国吴的“訾税”变迁

简牍文献中"訾"与"赀"是不通用的。"訾"表资财,"赀"表赀罚。訾税,即按照资财的价值或数量多寡征纳的一种税。岳麓书院藏秦简反映秦的赋税制度中已有针对普通吏民的訾税,后经两汉至三国吴始终未废。不过其征纳程序有一个逐步简化的过程。秦时通过自占家訾,以资财数额多少按比例为征。至汉以"算"为征收单位,王莽时期有短暂的"訾三十而取一"。西汉抽"算"的方式灵活,数额和次数不固定,东汉中后期才逐渐固定为万钱一算,每算120钱。东牌楼东汉简和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简中的"訾",是"訾算"的简称,为征收訾税而设。目前公布的材料显示分10个额度征收。汉武帝时的"以訾征赋"、吴简中的"户品出钱"均为据资产而征的税目,但不是訾税,它同秦汉史料中的"户刍"、"户赋"一样,性质上属户税。     

南宋出门税银锭

传世银锭以清代铸造者居多,明朝银锭已不多见,宋元两代物更稀罕。笔者近月看到一个南宋出门税银锭,形状扁平束腰,重981克(约26两),长12.9厘米,阔5.4厘米,厚1.6厘米,正面上方左右各有阴文“思内康四郎戳”六字,下方左右均有阴文“出门税”三字,底部满布沙孔(见图)。查南宋出门税乃沿袭北宋国门税,据《宋史·食货志》,国门税是对经过京城城门的货物所征收的税项,但货值低于三十文者可免税。大观二年,更下诏豁免对衣履、鸡鱼、谷     

论田乞

田乞(又名陈乞、陈僖子)是春秋末期齐国的大夫。田乞一生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史记》说他曾用小斗收赋税,大斗出贷;另一个是《左传》等书说他曾用武力打败国氏与高氏,迎立公子陌生为国君。据此,许多论者认为,田乞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他武装夺取政权,最先缔造个封建国家。我认为田乞并不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而是奴隶主贵族的典范。本文就此谈几点个人看法。     

北洋时期新疆统税征收概况史料选(一)

统税是新疆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其征收方式基本以各县个人承包为主.本组史料反映了北洋时期新疆各地统税征收的基本概况.     

从张家山竹简看汉初的赋税征课制度

西汉初期的赋税制度,过去有不少疑点。现从张家山汉简得知：当时的田税主要是田租和刍禀。征收办法是既“按顷计征”,又与“人户”有关。田租与刍禀税的比例是12．7：1;而末业税的税目繁多,有各种工矿税和市税、关税等。税率较高,有的达20％以上,反映了官府对工商末业的重税政策;汉初的赋目基本上沿袭了秦制。敛赋方式有按“口”、按“户”两种,按户征收的“户赋”,非口算之外的独立赋目。“户赋”与“赀赋”,二者不当混同。     

英国都铎王朝的济贫税及赋税精神

为消除持续发生的社会贫困现象,都铎政府通过颁布系列《济贫法》,将教会主导的慈善捐款转变为政府强制征收的济贫税。济贫税是在地方实践基础上创建的新税。它以教会堂区为征税单元,自定税率,定期征收,税款用于救济本地贫困家庭,是一种议会授权的地方税。济贫税的出现标志着英国赋税功能从单纯获取财政收入,向直接用之于民、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治理转变。税款用于国家内政和征收常规化成为英国近代赋税制度发展的原则。     

两汉田租征收方法与数量探析

两汉田租征收方法与数量探析于琨奇两汉的田租,史籍记载明确,有什一、什五税一、三十税一三种税率。我们似乎对两汉的田租征收方法与数量已有确切不疑的了解,故前贤对此问题很少涉及。然而仔细推究,却又似是而非。首先是我们不能确知两汉的平均粮食亩产量,其次是两汉...     

宋代桑税考论

宋代桑税肇端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除与桑蚕业、丝织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以外,唐宋之际两税法制度的变迁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宋代赋税体系内,桑税是国家正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征税方式北方以桑功计量,南方则依据桑地征收。桑税的出现是土地作为征税对象进一步细化的结果,也是宋代两税区别于唐代两税的一个重要特征。     

甲午之后清政府对外出租土地的价税政策及特点

甲午战争之后,外商在华的租地方式主要有永租和年租两种．其中年租是最为广泛的一种方式。租价和地价的确定方式多种多样,清政府向外商征收的地价、地税的显特点是：地价较低,而且开埠愈晚租价愈低;租期愈长,租价愈优;地税一般相当于或高于华界．有时甚至还低于华界。当时这种优价优税政策,是晚清土地出租政策的一次飞跃,是清统治主动推动明制度,“变成资产”的有益尝试。     

东晋南朝的赋税剥削

中国历史上課税的对象,不外田、户、丁三种,历代的税制,都在这三者中,或使之分立,或为之归并;它们各个的地位;也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时而重要,时而不重要。两汉时代,田、户、丁三种税是分立的:田有田租,户有户赋,丁有口钱及算赋。及至黄巾大起义之后,社会上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租税方面也因之有所改变。曹魏的赋税制度,已经舍弃了按丁口计税的办法,另外规定以田户作征税的标准,户调的地位也远较前期为重要。户调的加重,是中国中古时代税制的一个特色,这时的“丁”,已偏重于(?)役,间有纳钱的事,但也不是主要的剥削方式了。曹魏所建立的这     

从张家山汉律看汉初国家授田制度的几个特点

本文以新公布的张家山汉简有关材料为主,结合其它出土材料及传统文献,从亩制的大小、按爵位等级授田宅、田宅的有条件买卖、刍藁税的征收等几个方面对汉初国家授田制度的几个特点进行了探讨,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汉代的土地制度具有启发意义。     

江西收集的西汉铜钾

1956年江西省博物馆在九江地区收集了一件鎸铭为"铜钾"的青铜器,具体出土地点不明。该器通体呈扁形,椭圆形口,方形圈足,两肩有铺首衔环,尽管通身素朴无纹,但体态匀称,造型雅致。通高34.5、口径10.3、纵腹径15.5、横腹径37.6、圈足直径19.1、横径10.5厘米(图一)。可贵的是在圈足外部的一面镌有一行铭文:"于兰家铜钾一容四斗三升重廿斤八两"(图二)。"于兰家"为汉代王侯贵族的家号。"铜钾"是器物名。"四斗三升重廿斤八两"为     

“钞票之税”:近代银行税的筹设及其财政、货币逻辑

近代银行业的兴起,是银行税实施的行业基础,但税制的推行仍需要合适的政治及市场机制。晚清度支部曾关注银行"余利税"和"发行税",但未进入政策层面。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财政部官员拟订了发行税草案,辅助实施旧币整理,未能付诸实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颁布了新的银行收益税及发行税法案。该收益税属于营业税体系,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代表的银行业接受此税之成立,但要求降低税率。发行税属于政府以特许发行权而获得的税收收入,蕴含着实施钞券发行管理的货币政策目标。银行公会认为两税同征,存在重复征税,且中外不能一律,一度请求暂缓。但在政府强压之下,财政部和银行公会仍然达成纳税协议。政府通过差异化的发行税政策,促使发行权逐步向中、中、交、农四行集中,最后由中央银行垄断发行。纵向观察中国近代银行税的推进历程,其开征受到政府财政能力及银行业行业形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控制纸币发行的货币管理职能。